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来到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后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不仅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而且也是著名教育家、诗人和书法家。留于当世的张謇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题画诗，粗略统计，录入张謇全集的题画诗就有112首之多。提到书画题跋就不能不提及《张季子荷锄图》。谈及这幅画，学界大多数认为它是张謇从官场走向实业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但是，从诗词及书法艺术自身价值注疏得很少。

一、《张季子荷锄图》产生的时代背景

学界对《张季子荷锄图》创作于哪一年有争议。但是，张謇本人在日记中载“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孔驯回，得虞山讯并题《荷锄图》诗”，直言自己接到翁同龢题为《张季子荷锄图》题诗，这表明该画像应绘制于1899年9至12月间，大致在1899年冬。

《张季子荷锄图》是张謇46岁时邀请晚清及民国初的金陵知名画家单林(1810-1870年)为其作的一幅自画像。单林，字竹荪。其人物、花鸟、山水无所不工，而尤其擅长人物。画像落款“江宁学（政）”，印章“竹荪写生”。张謇十分器重单林，认为“眼中能画人物者，推单竹孙为最”。曾为单林画题诗跋曰“竹孙画儿妇团欒小帧，意致绝佳。竹孙与余游久，身后又为营南山之墓，而藏其画绝少，乃以三银币得之，题诗于上，即名之曰儿女团图”，可见推重之意。正是如此，张謇聘单林到通州师范（今南通大学）当国画教师，单林成为了清末民国初南通地区很知名的人物画家。

画作完成后，张謇请自己的三哥张詧（1851-1939年）用篆书题写了“张季子荷锄图”。古代兄弟按照“伯、仲、叔、季”排序，张謇排行第四，张詧排行第三，平时自称张叔子，所以落款“叔子詧题”。在张謇兄弟当中，张詧不仅书法特别好，而且他兄弟两人关系甚密。张謇这样自述其与张詧之间的关系：“謇无詧无以至其深，詧无謇无以至其大”。

张謇是清代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的殿试甲科状元，是当时知名的儒家文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有选择的邀请了那个时代知名文人贤士在画像上题诗落款。题诗的有清代三朝宰相翁同龢、 清代吏部主事陈三立（陈寅恪的父亲）、湖南布政使郑孝胥、翰林院编修兼江苏全省高等学堂总教习丁立钧、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首任校长何嗣焜、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任校长沈曾植、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首任校长黄绍箕、江南高等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校长徐乃昌、民国交通部长汤寿潜兼江南水师学堂总督办沈瑜庆、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校长江谦、江南古镇南浔“八牛”之一蒋锡绅、“江苏五才子”范当世、周家禄、顾锡爵，以及“通州三范”的范钟等。《张季子荷锄图》无论是题跋的社会贤达的知名度、题跋的诗词内容，还是提跋的书法艺术均值得细致考䟽。

这幅画可以说是张謇辞官回乡后，宣告与旧式文人决裂，决心走实业兴国之大道的宣言。为此，张謇邀请自己十分尊敬的老师翁同龢首先给自画像作了题跋。从原图看，翁同龢的题跋在画像的左上方，与单林和张詧落款及画像题字融为一体。按中国书画的布局，到这里这幅作品已经很完整了。但是，之后张謇又邀请了许多老友及社会贤达为画像提跋，画像四周空白落满题款，这在书画创造中极为少见。从题跋内容看，主要是赞扬张謇回乡创办实业，实业救国的决心，以及心羡张謇返乡躬耕尽享田园的快乐。由于题跋大多涉及张謇实业救国的内容，长期以来将许多文人的目光引向了张謇实业救国的赞美感叹，忽略了这幅作品的诗词创作艺术、书法审美及收藏价值。

二、清代大儒翁同龢为画像作诗题跋

翁同龢（1830—1904年），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收藏家。咸丰六年（1856年）的状元。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任翰林院修撰、内阁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在此期间，他曾充当同治帝和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擅长诗文和书画，尤其在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清代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松禅学颜平原，老苍之至，无一稚笔，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洵不诬也”。遗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稿》等，被今人整理为《翁同龢集》。

《张季子荷锄图》创作完成后，为什么张謇首先想到请翁同龢为画像题跋呢？因为翁同龢是张謇的恩师，也是其步入仕途的伯乐。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与通州隔江相望，所以两人算是同乡。1885年的顺天乡试，翁同龢任主考官，在他的赏识下，张謇高中“南元”，迈出了入仕途中的重要一步。1894年恩科会试中，正是翁同龢在光绪帝前的极力推荐，41岁的张謇高中甲科状元。

张謇找翁同龢为画像题跋时，是翁被朝廷免职返乡的第二年（1900年），时年70岁的翁同龢为爱徒欣然提跋：“平生张季子，忠孝本诗书。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才高还缜密，志远转迂疏。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翁同龢在诗中对张謇给予了很高的赞扬，不仅肯定了张謇的“诗书”文人才华，而且肯定了张謇的“忠孝”及其忧国忧民的远大志向。最后两句描绘了一幅画面，一条河流将南北分隔，而张謇独自扛着锄头在田间劳作。表达了张謇弃官还乡，投身实业，救国救民的孤独和坚毅。尽管张謇是翁同龢的门生，落款没有用“学弟”、“贤弟”之类的套话，而是十分谦和的用“季直贤友”。那时正是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关键时期，张意请恩师加盟自己创办的实业。当时翁同龢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强调“耦耕之约不能践矣”。由于翁同龢的社会地位极高，后面题跋的人书写的字体都比翁公的小，因此，翁同龢的题跋在整幅作品中尤为突出。

翁同稣是晚清学颜的书法大家，其广览碑帖，吸取诸家精髓。骨架得益于颜鲁公，另外二王、苏、米、赵、董等名家也都有所涉猎，晚年沉浸于汉隶。翁学书法很有自己的想法，学习古贤，但又不受拘束。翁同稣的书法笔道厚实，笔画丰实，作品极具爆发力。由于其笔画具有块面感，所以当有些笔画处在相交或并笔的时候，其书法的造型极富魅力。翁同龢不仅书法影响力大，也擅国画。其《桃花源记图》册页，2013年保利拍卖成交价高达7580万元人民币。

三、晚清名仕郑孝胥作诗题跋

   郑孝胥（1860—1938年），福建闽侯人，祖籍江苏苏州胥门。光绪八年（1882年）中福建省正科乡试解元，光绪十一年投奔李鸿章门下，充当幕僚。光绪十七年任清政府驻日本公使馆书记官。宣统三年（1911年）任湖南布政使。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兼文教部总长。张于郑常在金陵小聚，私交甚密。郑与张不仅在维新变法上的认识一致，而且在张謇创业最艰难的时期，郑孝胥投资了大生纱厂，成为了大生纱厂创办时的第一批股东。据赵家晨考证，《题季直荷锄小照》这首诗律诗郑孝胥创作于1898年6月，1900年时一字未改誊写在画像上。

他在画像中题到：“蚤岁矜狂各爱名，中年積愤欠忌情。终憐流俗讥评浅，自觉文章得失轻。万顷吴江容独秀，一坨扶海足躬耕，残宵我也成孤月，正要先生作唘明”。“蚤岁”指年轻时，“矜狂”意为自负，典出杜甫《壮游》诗；“积愤”源于屈原《离骚》；“扶海”出自《南齐书・州郡志》，即南通别称；“躬耕”典出诸葛亮《出师表》，代指隐居；“启明”典出《诗经・小雅・大东》“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象征指引方向的光明。郑公的诗描述了变法失败，张謇弃官还乡，那种激愤慷慨，被流俗所伤，感叹文人文章无用的无奈。其实变法失败后，郑孝胥也陷入迷茫和孤独，所以，诗文最后表达张謇返乡走实业救国也许能给自己“作启明”。

郑孝胥是中国近现代著名诗人、诗学家和书法家。由于他晚年出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其备受后人争议。但是，艺术界普遍认可其书法价值，认为他“矫正了赵之谦的飘泛、陶濬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弊端”。郑孝胥的书法以清刚、遒劲、凝炼见长，早年师法颜真卿、苏轼，后吸收魏碑与张裕钊笔法，晚年沉浸隶书，形成兼具雄强与文气的独特面貌。其书法以碑帖融合为根基，通过方笔、轻重对比等技法形成清刚风格，在近代书法史上独树一帜。郑孝胥的书法作品有很高的市场价值，1928年民国交通银行行长梁士诒邀请郑孝胥为银行题写牌匾。郑孝胥开出了4000大洋的高价，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能在京城买下一套四合院。郑孝胥翁不仅书法影响力大，也擅国画。齐白石初居北京时得到过郑孝胥很多帮助，借助郑在京城的影响，两人联合创作过一些作品。其合作的《叙书赋》扇面，2021年在嘉德拍卖成交价高达517.5万元。

四、“江苏五才子”为自画像作诗题跋

张謇、范当世、周家禄、顾锡爵和朱铭盘被称为“江苏五才子”，也是挚友。因此，《张季子荷锄图》中通州范当世、海门周家禄、如皋顾锡爵的题跋尤为引人注目。但是，也有人疑问，五才子中的朱铭盘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自画像题跋中。朱铭盘，字日新，号曼君，江苏通州泰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由于体弱多病，在1893年病逝，所以《张季子荷锄图》中没有出现他的题跋。

范当世（1854—1905年），是“江苏五才子”之一。范公在画像中题了二首七绝：“画中眉眼吾能识，共是长馋託命人，絮语皋夔三十载，一灯今夜话悲辛”（其一）。“有生毕竟两餐是，识字横教千虑侵，连陇苍烟耕不得，可怜还作荷锄吟”（其二）。“长馋”是指长久地为生活奔波；“皋夔”指传说中舜时的贤臣；最后夜晚对着一盏灯诉说着心中的悲伤和辛酸。“横教”就是无端地让；“连陇”即连着的田垄；诗人描绘张謇闲赋返乡，扛着锄头务农耕种的感慨，有一种无奈又心酸的感觉。范与张是发小，情同手足。在他们少年时代的朋友群里，张謇考取了状元，才气无疑更加突出。所以，诗中范当世流露出不太赞同张謇弃官返乡赋闲“荷锄”的做法。

范公书法点画工整，挥洒自如，映衬自然、字体随小，气象雄浑，内蕴丰富。尤其捺画，呈弯曲状，似如月刀，刚遒有力。范当世在画中用七绝格律题了两首诗的人，并用对仗形式抄写出来，使得书法的整体感有视觉冲击性。

范当世是宋代范文正公后裔，是清末江苏著名文学家、诗文名家及桐城派后期著名作家。其15岁参加州试取得第二名，17岁时院试为廪贡生员。初从著名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学习《艺概》，继从桐城派古文大师张裕钊学习古文法，并为张主持修篡的《湖北通志》担任“婺妇传”部分的主笔，复得张裕钊等介绍，为冀州知州、古文家吴汝纶主持观津书院，与古文家贺涛齐名，有“南范北贺”之称。著有《范伯子诗文集》19卷，文集12卷。范当世是南通市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与张謇等一道致力兴办家乡教育，参与筹办通州小学堂及通州公立中学，并分别出任两所学校学监。其夫人姚蕴素（1863—1944）是清代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的侄曾孙女，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首任校长。其曾孙范曾是当今著名画家。1905年范当世在上海去世，张謇为之经理丧事并书挽联：“万方多难，侨札之分几人，折栋崩榱，今后谁同将压惧；千载相关，张范之交再见，素车白马，死生重为永辞哀！”由此可见他与范当世的真挚情谊。

周家禄（1846-1910年），江苏海门人。晚清著名诗人、文史学家。“江苏五才子”之一。同治九年（1870）举优贡生，历任江浦、丹徒、镇洋、荆溪、奉贤等县训导。后入吴长庆、张之洞幕，又历主师山书院、白华书塾、湖北武备学堂、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讲席。博通经史、精文字训诂之学。

张于周不仅少年时就相识，且都是古文大师张裕钊的得意门生，而且两人早年同在吴长庆处作幕僚，同事多年。张謇一生与周家禄交往密切，视周家禄为“文字学问之友”。

周公在画像中题诗：“东田粮莠西稡荑，南阡茶蓼北蒺藜。生人有田芜弗治，诸奴嘻嘻顧其私。强梁越畔米畲菑，四邻睽睽当语谁。薅锄非种会有时，吾老不能君无辞”。该诗用词古朴，句式整齐，韵律感强，符合传统乐府诗的特点。诗人用“粮莠（杂草）”、“稡荑（丛生）”、“茶蓼（苦菜）”、“蒺藜（带刺的植物）”等铺垫对比，强化农田荒芜；用“生人”（田主），“诸奴”（佃户），揭示“强梁（豪强）”、“米畲菑”（强占耕地）；“薅锄”即除草。隐含诗人对社会弊政改革的向往，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以及对张謇的改革社会的殷切嘱托。

周公书法点画有力，结体布局紧凑，用笔干净简约，行书流畅自然。其书法受魏碑影响，字形横向伸展，苍劲朴茂。字形整体呈扁状，左重右轻，左低右高，独有特色。

顾锡爵（1848—1917），江苏如皋人，“江苏五才子”之一。同治六年（1867年）考取秀才，次年补廪，光绪十四年中举。初入张树声幕，后当薛福成幕僚。 光绪十五年顾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为首席随员知州衔秘书，归国后授正五品知州、从四品朝议大夫。近代著名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参与维新变法，后回乡助张謇兴办实业和教育。为“江淮文人集团”领军人物，与张謇、薛福成、黎庶昌并称为“曾（国藩）门四弟子”，留有遗著《顾延卿诗集》。

顾公在画像中题诗：“为帝为农事孰多，置身天地合消磨。至今谁与陈词奏，遍访重华儒薛萝。万里风尘又素秋，斜睨微月海东头，荷锄颇有人归去，煎我无归盍小休”。整首诗既有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有个人的惆怅无奈。“为帝”指皇帝治理国家，“为农”指农民种地；“重华”传说中舜的名字，这里指代贤明的君主；“儒薜萝”暗指那些隐居的贤能之人，感慨张謇不知该向谁去奏报改良社会那些事，只能去寻访贤能隐士来期望改变现状；“盍小休”指为什么不稍微休息一下。

顾公书法行工于颜体，行笔沉稳，结体浑厚，行距对仗，落款别致。1917年顾锡爵病逝，张謇作《挽顾延卿（锡爵）》悼念：“昔年乡里推同辈，周顾朱张范五人。旗鼓颜行差少长，风云旅食各冬春。君甘颓放成聱叟，世与遗忘作幸民。曙后一星余我在，怆怀葭埭绝车轮”。由此看见张謇与顾锡爵交往甚密。

五、江苏贤达挚友为自画像作诗题跋

在《张季子荷锄图》中，陈三立的诗文题跋尤为引人注目。”陈三立（1853—1937年），祖籍江西义宁，晚年居于江苏金陵。光绪十五年（1889）殿试，中三甲四十五名进士，官吏部主事。陈三立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其诗作意境奇奥，用词精妙，直抒胸臆，继承了桐城派传统。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著作有《散原精舍诗集》2卷，《续集》3卷，《别集》1卷，《散原精舍文集》17卷。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称赞“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西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陈公在画像中题诗：“许行学派开天下，振古无人识绪余。独契微言张季子，昇平持世一春锄。墾牧经倫世已传，争看调诲佩乌犍。等闲觅食蛟葬侧，儻为余留二顷田”。“许行”战国时期农家代表人物，“振古” 是自古以来，“绪余” 指遗留下来的传统和学说，“蛟葬侧” 指特殊的环境，“傥” 指倘若。通过对许行学说的提及，来侧面赞扬张謇重视农事、心怀民生、致力于社会治理的理念和作为。借诗隐喻清末知识分子在旧秩序崩塌、新秩序未立之际，试图以文化传统为根基、以民间实践为路径的经世探索。

陈三立的书法以行楷书为主，取法欧颜与苏黄，受六朝碑版影响较重。落笔清刚，笔力遒劲笔；运笔过程沉着生涩，没有丝毫的圆滑轻飘；体画的转折、提按处展现出跌宕自如的节奏感，线条富有变化与活力。近年来，保利等拍卖机构时常有陈三立书法拍卖作品。

陈三立家族在近代文坛、政界影响显赫。其父陈宝箴，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举人，历任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戊戌变法失败后年，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被罢黜返乡，此后不再问政。长子陈衡恪近现代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次子陈隆恪为著名诗人，三子陈寅恪为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四子陈方恪为著名编辑、诗人，幼子陈登恪为著名词人，其侄孙陈封怀被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四代出五位杰出人物，后人称之“陈氏五杰”。

蒋锡绅（1855-1904年），先世由江苏常熟迁移到浙江湖州安吉，晚年居于南通海门。光绪五年（1879）中举，入内阁中书舍人。蒋锡绅嗜金石碑版，终日伏案临摹，著有《婴宁斋集》。蒋也是大藏书家，其长子蒋汝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举人，曾任学部总务司郎中，三子蒋汝荃也都是太学生。父子均爱藏书，藏书达数万卷，其中善本有2667部。留于后世的有《传书堂藏书志》及《观堂集林》。蒋家是江南古镇南浔“八牛”之一。因体弱多病，蒋弃官从商，到南通海门开典当行。后协助张謇创办企业，任大生纱厂董事。1904年蒋锡绅病逝，张謇为其撰文并小楷书写墓志，足见两人之间的友情很深。

蒋公在自画像上题诗：“论交二十年，面目故如此。迥立将安之，行田风日美。秋阴春煦时，偶荷一锄起。悠然寓怀来，用滋生意尔。布襪与青鞵，岂必从此始。萧寥扶诲坨，旧梦觚稜理”。“迥立” 有种高远独立的姿态，“布襪与青鞵”指布袜青鞋，用来形容闲适之人的穿着打扮；“扶诲垞” 在小山丘间徘徊，“觚棱” 常指宫阙的转角，这里暗指有抱负的旧时光。这首诗围绕着友情、人生选择以及对田园生活的感悟展开，情感真挚而感慨深沉。

蒋锡绅的书法有颜体厚重根基，有兼容了羲之兰亭和东坡书法的高雅格调。通篇作品书写流畅、形体秀逸、布局自然。但是，这首诗并不是书箴先生的诗作，其落款已经注明，“上元顾云为季直四兄题，乌程蒋锡绅书”。“上元顾云”何许人也？顾云（1845-1906），字子鹏，号石公，江苏上元（金陵）人。晚清时代江南著名诗人，为金陵“石城七子”之一。顾云素有名士风，喜豪饮，师从晚清词人薛时雨，能散文及诗，有《盋山诗录》、《盋山词》、《盋山谈艺录》、《盋山志》等传于世。顾云是画像中唯一仅仅作诗，而没有书写的人。

丁立钧（1854—1902年），江苏镇江人。同治九年（1870）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光绪六年（1880）殿试中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十五年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七年任湖南乡试副考官，光绪二十三年出任山东沂州府知府。晚得风疾，能以左手作书画，世颇珍之。1898年因病辞官回东台。光绪二十五年（1899）丁立钧应“南菁书院”之聘出任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称“江苏全省高等学堂”，丁任学堂总教习。丁叔衡在自画像上题《金缕曲》词一首：“愁鬓丝如许，甚年年，江南飘泊，客舟听雨。偶爱东淘花竹好，结个茅庵小住。人道是，避秦深处。一夜春风吹梦远，棹孤篷，狂诵君诗句。海陵水，恣来去，故人鹤怨归来暮。掩闲门，荷衣双笑，惟余与汝。痛饮不须谈世事，野客何知今古。待商略，桑麻新谱。五十田夫非老大，尽逍遥未读书重补。闲岁月，且分取”。词中表达张謇多年在江南漂泊，鬓发都白了不少；“避秦深处”源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远离尘世喧嚣，喜爱上东淘美丽景色，在此住下，躲避世俗纷扰；尽情喝酒，不用去谈论世间的烦心事。整首词既有对过往漂泊生活的感慨，又有与友人归隐田园享受闲适生活憧憬。

丁叔衡书法取法欧柳，研习东坡。书写流畅，落笔清刚，笔力遒劲；此时人到老年，已随心所欲，线条变化丰富，憨态老柮到有趣。

范钟（1856--1909年），江苏通州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参加光绪戊戌科殿试，登进士二甲32名，历任知县、广东巡抚文案、山西学务处主管等。世称“通州三范”（兄范当世、弟范铠），是桐城派在江苏的重要代表。范钟作诗追随其兄范当世，属于同光体诗派，作品风格沉郁苍劲。他著有《蜂腰馆诗集》四卷（附词一卷）、《范中子外集》等。

范钟在自画像题诗：“去年共饱沧桑眼，残夜重迴雨雪心。万劫吾衰拼放浪，廿年兄事独沈吟。天寒凫燕声华贱，地绝龙蛇太息深。径欲携持儒侠意，时危一笠看销沉”。范钟此诗是理解晚清最后一代进士（戊戌科）精神世界的重要文本。诗中“沧桑眼”、“雨雪心”、“万劫”、“天寒”、“地绝”、“时危”、“销沉”等意象层层叠加，营造出极其沉郁悲怆的时代氛围；而“儒侠意”的提出和“一笠”孤影的定格，则凸显了诗人在末世中坚守道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高度。全诗情感沉痛激越，语言凝练有力，深刻反映了国难深重之际，士人内心的巨大痛苦、愤懑与孤贞。

范仲林书法具有典型的欧柳风格，方起圆收，骨力遒劲，结构严谨，起止清楚，短横粗壮，长横格外瘦长；字形方正匀称，‌中宫收紧、主笔伸长；有四面停匀，八方俱备的平衡感。也是这幅自画像题跋中唯一的楷书题款。

六、外省贤达挚友为自画像作诗题跋

《张季子荷锄图》被邀题跋的贤达还有一部分是国内其他地区从政的名士或文人。这里面有南洋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也有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校长等。

何嗣焜（1843—1901年），江苏武进人。诸生出身（秀才），从李鸿章幕僚，清候补知府、授三品衔。十九岁随家避兵南通时，与诗人范当世、张謇结交为友。盛宣怀与何嗣焜是同乡，1896年盛宣怀复偕刘坤一奏设南洋公学时，邀请何嗣焜到沪任职，何嗣焜慨然言愿佐之兴学，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第一任监督（校长）。南洋公学师范院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开始。何嗣焜主持公学的4年多，经过他几年的经营，南洋公学无到有，办学初具规模。张謇虽然不是南洋公学的创办者，但是，他出资赞助了南洋公学，并出任该校的校董。

何嗣焜在自画像题诗：“江湖意寥廓，襟抱契平生。趣异终疑独，才高懼戈名。横流沧海急，躬稼岁华更。旧约分明在，还期学耦耕”。诗人开头就提出了，自己向往那辽阔高远的江湖归隐之志，这与自己的胸怀抱负相契合；诗人的志趣与世俗官场不同，显得孤独不合群；即便有几分才能，也惧怕因名声可能招来的争斗与灾祸；“沧海横流”典出《晋书·王尼传》，指社会动荡，意思是在这种社会动荡年代，不如效仿古人在田园耕种中度过岁月年华；归隐田园的旧日约定还清楚地铭刻在心，诗人仍然期盼着能去实现那耦耕隐士的生活。

何嗣焜为人十分低调，留世作品很少，即便在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也鲜见其书法作品。因此，他在《张季子荷锄图》的书法题跋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梅生先生的书法循规蹈矩，帖学功底扎实，师法颜王，笔墨有董其昌风格，用墨明洁，清新舒朗。

沈曾植（1850—1922年），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殿试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历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江西广信知府、安徽提学使、安徽巡抚等职。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晚年因健康辞官侨居上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何嗣焜去世后，应盛宣怀邀请出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1917年，溥仪复辟，授伪满洲国学部尚书，与郑孝胥一样成历史污点，正是如此如今上海交通大学校庆也很少提到沈曾植。

从沈曾植落款“寄卷属题”看，自画像的题跋是张謇寄到北平让沈曾植题的。诗的内容：“普门大士多生愿，身世相违百态新。衣冠分明禾居士，簑笠归来农丈人。俭岁百家生秕稗，倾身一饱不丰磷。扶海坨南令谷口，形谍夜轩非子真。百年我也恨枯桥，负国曾无一具田。期与白鸥分片席，相随黄犊度东阡。蛙声五行差可说，禾采三变观诸先。姚埭老民岁时纪，心知不是蔡癸篇”。此诗后收录于沈曾植诗集《海日楼诗注》（钱仲联笺注本）卷十二，题为《题画》。这首诗是典型的学人诗，诗中密集用典（如普门大士，蔡癸篇）、生僻词汇（秕稗，形谍），体现其奥僻奇伟的诗风，符合沈公以学问为诗的创作特点。“姚埭老民”为其晚年自号。“扶海坨”指上海崇明岛古称，与其晚年侨居上海相合。“普门大士”是观音菩萨的德号，张謇收藏了大量观音画像，并在南通建过观音像馆。“蔡癸篇”为汉代农书典故，呼应对经济民生的关注。“白鸥”、“黄犊”等意象常见于其晚年诗作，表达乱世中求超脱的心境。   

沈曾植在学术和书法等领域均有深远影响。早年习帖学，中年转碑学，尤重《张猛龙碑》。晚年熔汉隶、北碑、章草于一炉，形成“奇峭博丽”的独特书风。‌书学地位‌被康有为赞其“行草书高妙奇变”，沙孟海评其“专用方笔，奇趣横生”。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沈曾植是晚清至民初集学者、官僚、艺术家于一身的复杂人物，其学术的广博与书法的创新至今影响深远。

黄绍箕（1854—1908年），浙江瑞安人。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翰林院侍讲、左春坊左庶子、侍读学士等职，并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湖北乡试正考官等。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父黄体芳为晚清清流领袖“翰林四谏”之一，曾任兵部侍郎极左副都御史、江苏学政等。黄绍箕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任总办（校长），制定了中国最早的学堂管理规划。后任湖北提学使，推动新学制改革。他是清末重要的政治家、教育家、学者和书法家。编撰中国首部《中国教育史》，撰写过《汉书艺文志辑略》、《尚书今古文篇目考。在金石文字方面，著有《散氏盘释文》《静彝释文》《汉洗拓片跋》《题匋斋尚书秦权铭》等。

光绪庚子年（1900年）夏黄绍箕应张謇之邀为画像题文：“季子与绍箕（伍美）生同岁，家相去千余里，而皆近海。大桢习农家，今自爱其乡土，沃衍可耕相若也。季子尝营田园树习，树艺井井有条矣，而不能终岁。自课治，绍箕去年奉先大夫讳置墓田数亩，种树三百余，思稍斥广庐真侧躬耕以终焉。而以无力，故不能出游，乃为墓图，自随余汲汲课食。季子贫而思于物有济，其迫于不得已而不能躬耕则一也”。落款强调“题荷锄图，讫辄奉墓图求，季子令以志余之悲也”。黄绍箕是画像中唯一用叙事文章题跋的人。文章的前三句介绍了两人及家乡类似情况。强调两人都关注农事，深爱着自己的家乡，那里土地肥沃平坦可耕的状况也很相似；张謇曾经经营田园、规划种植，事业井井有条，然而，他却不能整年亲自在田间督促管理，作者提及父亲去世，购置了几亩墓田，种植了三百多棵树，本打算稍加拓展这块墓田，在父亲的坟旁建一间小屋，亲自耕种这块地，就此度过余生（守孝归隐）；然而因为财力不足，所以无法（辞官）去实现（归隐躬耕的）计划；于是只好画了一幅《墓图》，随身携带（寄托哀思与理想），迄今仍在为生活而忙碌奔波；季直（张謇）虽经济不宽裕却一心想着济世利民，而自己则是（因守孝和财力）无法归隐躬耕；两人都是迫于无奈而不能实现亲自耕种的愿望，强调在这一点彼此是相同的。

黄绍箕少承家学，对唐楷欧柳尤为偏爱，结体方正，字体遒劲，行书工习苏东坡、赵孟頫。黄绍箕是清末著名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其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六十余条评论，既是对康有为书法的重要补充，也是研究我国书法源流和书法理论重要的文献。

徐乃昌（1869-1943年），安徽南陵人。出身望族。光绪十九年（1893 年）中举，二十七年任淮安知府，特授江南盐巡道。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受命考察日本学务，回国后提调江南中、小学堂事务，总办“江南高等学堂”，出任学堂总稽查，督办“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清亡后，隐居著述和校刊古籍，成为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和学者。撰写过《南陵建制沿革表》1 卷、《金石古物考》《续考》2 卷、《汉书儒林传补遗》1 卷。以及《积学斋书记》《随庵珍藏书画记》《金石目》《吉金图》《安徽全省金石图》等。

徐积余在自画像上题《水调歌头》词一首：“长镵三尺健，短笠四檐周。浩然高兴长往，学稼服先畴，一梦京华醒早，顾甚玉堂天上，身世等沙鸥。天地莽萧瑟，虫鸟自春秋。千古事，成一笑，付东流。英雄几辈，相惜霜鬓照沧洲。我欲买山卜宅，只是荆菅满地，肝胆向谁投。便耦耕去也，江北海东头”。《水调歌头》正体为双调95字，前后段各四平韵。此词字数、用韵（“周、时、鸥、秋、流、州、投、头”）用法规范；“四檐”化用《汉典》亭台楼阁建筑，“买山卜宅”化用《世说新语》支遁典故，“泣北海”暗含孔融忧国之悲；词文表达了张謇毅然决然，弃官返乡，“千古事，成一笑”，发愤图强，走实业救国的情怀。

徐乃昌书法魏碑功底深厚，结体扁方，起笔方圆兼备，横画或圆起方收，撇短捺长，长捺一波三折且有隶意；书法峻宕朴茂，既遒劲有力。徐乃昌在三江师范学堂与晚清碑学大师李瑞清为同事，虽然徐乃昌的书法艺术没有达到李瑞清影响程度，但是，他在金石学、古籍收藏、校勘、出版等方面的影响巨大，其书法在文人圈子里影响较大。

汤寿潜（1856—1917年），浙江萧山人，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活动家、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光绪十八年中进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授安徽青阳知县，数月即辞，后受聘当幕僚，游历各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汤与张謇创办“民立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大学和扬州大学前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两淮盐运使，但仍以养亲之故居上海。1905年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总理。宣统元年（1909年）任浙江咨议局议长。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汤寿潜为交通部长，后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向南洋各地华侨募款。汤寿潜是张謇生意上的挚友，也是大生企业的股东。

汤寿潜题了四首绝句诗：“算我曾无半棱田，循陔勇占万流先。买田阳羡卜归去，转恐东坡愧后贤。（其一）十年双袖回天手，海角相从孥耦耕。满地龙蛇伊葛老，（其二）桑麻亦足验经营。笑将肉食让群公，一样鸡毛两样风。陇畔有时芒角露，（其三）与君天下论英雄。苍头小事我能知，百万饥黎待哺时。田被南山芜落甚，荷锄为问去安之（其四）”。四首诗用了很多典故。“买田阳羡”化用苏轼“买田阳羡吾将老”之句，暗喻退隐之志；“东坡愧后贤”效仿苏轼归隐，恐令先贤羞愧（实则反讽时局）；“伊葛老”指伊尹、诸葛亮等辅国名臣，慨叹能臣老去，朝中无人；“陇畔芒角露”化用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典故，暗藏匡时济世之志；“百万饥黎待哺时”直指民生凋敝，呼应其实业救国的实践；“荷锄为问去安之”以“荷锄”意象收束，既表归田意向，又含无处可去的悲愤。

汤公题跋时自画像上已经有很多人题了，所以他在落款是强调“季直四兄同岁令补图空。云将两家子孙添一故宝，即晞匡缪”。整作幅品的题跋仅有汤寿潜在落款中交代了张謇对此幅作品的重视，已经放到传家宝的层面了。汤公题款结体十分工整，行距布局非常严谨，书写不仅流畅而且气息疏朗；从落款字体看，汤公书法融有明显的欧柳风格，字势瘦硬清劲。从坊间流传汤蜇先对联看，汤公魏碑功底尤为扎实，字体横画伸展，捺脚厚重，意态奇逸。其保留隶书遗韵，字形结构多呈方笔斩截之势，撇捺舒展如刀劈斧凿，魄力雄强，气象浑穆，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沈瑜庆（1858-1918年），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历任江南水师学堂总办、淮扬海道护理漕运总督、湖南按察使、山东按察使、广东按察使、江西布政使、云南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江西巡抚、贵州巡抚等。后因得罪袁世凯而弃官返乡。沈瑜庆中举那年的副主考官是翁同龢，对翁执门生礼，与张謇也算是同门，后因政见相同，两人交谊甚深。在翁同龢的门生中沈瑜庆的官位最高。民国初沈瑜庆任《福建通志》总纂，著有《涛园集》，逐渐走向文化圈。

沈公在自画像题诗：“吾父老好士，得君方眼明，谓当纾世难，岂意退躬耕？去草严非种，滋苗达始萌，劳心与劳力，著论渐持平”。这首诗并不是沈瑜庆创作的，是他转抄南宋诗人陆游的《杂感》。诗人表达了对父亲的怀念与人生感慨，诗中蕴含了壮志未酬的无奈，也透露出对务实处世的思考。这种状况与张謇因变法失败，辞官还乡，实业救国的状况很吻合。

沈公的书法受魏碑影响很大，整幅作品布局匀称，行书流畅；字体左低右高，方笔始圆笔收，撇起如刀干脆，捺起三折隶意，字体遒劲有力。

江谦（1876—1942年），安徽徽州婺源（今江西上饶婺源）人。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张孝若在他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这样评价江谦：“我父办师范教育主持策划最得力，学行意识都很优美，而为我父最得意的门人是江君谦”。在崇明瀛洲书院读书时，江受到张謇的赏识。后随张謇至江宁文正书院，成为得力助手。1902年，张謇在南通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高等师范学校），邀请江谦担任校长。1915年经张謇大力推荐，江谦被民国教育部任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迄今由江谦作词，李叔同作曲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仍是南京大学的校歌。江谦接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职务时并没有辞去通师校长，两校兼着一直延续到了1928年。此后他潜心研究佛教，并著书立说，出版《绕音》、《阳复斋丛刊》目录著作20部，其中文化教育9部、佛学11部。

江谦在自画像题跋：“古称农士，齐业而民，士游舍耒，农莽不勤；孰先知觉，东海之滨，麟姿虎气，而阡陇身，非巢非许，溺沮丈人；遐哉伊亮，悃款常新。扶海夫子荷锄图赞”；“农士”出自《管子》等典籍，齐业”指（士与农）职业不分高低；士人脱离生产实践，农民缺乏农业知识提升；“东海之滨”指南通，盛赞张謇是觉悟并实践“农士”理想的先驱。麟”指麒麟，“阡陇”指田间；“巢父”、“许由”皆是上古传说中拒绝帝位、避世隐居的高士；“溺”指长沮，“沮”指桀溺，是《论语》中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的两位避世耕作的隐者；“伊”指伊尹（商朝开国功臣），“亮”指诸葛亮，两人皆是历史上由躬耕田野而出，最终匡扶天下建立伟业的杰出人物；“扶海夫子”指张謇。诗人夸赞拥有“状元”头衔的恩师，有麒麟般高贵的仁德和猛虎般雄浑的气魄，然而却亲身躬行于田间垄亩，超越了传统的隐逸，是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典范。

江公书法既有颜体貌，又兼融魏碑刚劲，尤其捺的书写，碑意尤浓。用笔以篆籀笔法入楷，横细竖粗对比鲜明，转折处提按明显，线条饱满，中锋用笔，展现出刚劲中的朴拙感。

许多文章说《张季子荷锄图》集聚了晚清17位社会名家的诗词与书法作品，这种说法其实不够准确。如果将张詧的“题字”以及顾云的“作诗”也算上，应该是19位。这些人的学识与社会地位更加彰显了这些诗词和书法的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一件藏品能集聚这么多名人的作品，实属罕见，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迄今以来，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没有任何机构进行过评估，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张謇本人是晚清时期著名书法家和收藏家。书法理论家孙洵在《民国书法史》一书中把张謇誉为“以行书闻名”的重要书法家。当代著名古建筑专家陈从周说：“先生平时不废临池，书则纯正沉厚，法度自存，时流所不能望及者，而书名反为事业之功所掩矣”。张謇对这件藏品十分珍视。张謇五十岁时，曾请单林为其创作了《东海牧夫长五十小象》，并请沈云沛（1854年－1918年）为此画题诗。沈是江苏海州直隶州（今江苏连云港市）人，光绪甲午年中进士，钦点授翰林院编修，历任邮传部署理尚书、吏部右侍郎等职。沈也是当时全国排名第二的实业巨子。张、沈交往密切，关系非同一般。这幅画创作完成后，张謇将其转赠其兄张詧了。但是，《张季子荷锄图》张謇十分重视，正如沈寿潜在题跋落款中已明确指出张謇意将此图留给“子孙添一故宝，”足见其对这副作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爱。事实上张謇后人确实将此图作为了传家宝并悬挂家中（现珍藏于张謇博物馆）。

作者简介：

乔均，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生产力学会会长。

文章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