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百年风雷激荡,恰逢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之际,回望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与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族企业家的楷模张謇的探索历程,更显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壮阔图景。今日重审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先行者精神遗产的深切追怀,更在叩问:两位先贤殊途同归的求索之路,如何为今人提供启示,续写实业报国与制度创新的双重变奏?
甲午黄海硝烟未散,马关条约墨迹犹新,割地赔款的空前国耻,激发出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性觉醒的共振。张謇与孙中山,两位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剧痛中奋起。张謇决然“舍身饲虎”,以“状元办厂”的惊世之举投身实业救国,孙中山郑重宣告兴中会成立,以“振兴中华”的呐喊开启民主革命——作为甲午战争后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化探索者,虽路径选择有别,却在救亡图存的精神内核、民族崛起的终极追求上展现出深刻的历史同构性。
作为甲午战败的创伤性回应,张謇与孙中山的救国实践呈现出方法论层面的互补特征。状元实业家将《马关条约》中屈辱条款,转化为创办大生纱厂的现实动力,以“土产土销”的棉纱构筑起经济堡垒。革命先行者则从北洋水师覆灭的惨剧中窥见制度腐朽的根源,以“共和”的旗帜引领时代变革的浪潮。甲午战败的切肤之痛,让张謇领悟到“国非富不强”的硬道理,他在通海垦牧公司开垦的每一寸盐碱地,在资生冶厂锻造的每一块铁锭,都是对条约赔款2亿余两白银的悲壮反击;而孙中山从朝廷腐败的深渊中提炼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精髓,理论锋芒直指封建帝制的咽喉。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认为,孙中山以革命推翻帝制、缔造共和,张謇则以实业兴邦、教育立本,虽路径不同,但爱国救国是他们的共同点。
张謇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以不同方式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通过创立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理论并领导武装起义,直接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而张謇则以实业家与政治斡旋者的身份,通过起草《清帝退位诏书》、促成南北和谈,避免了大规模内战,因此被称为民国“助产士”。两人合力实现了从封建帝制向共和制的和平过渡,孙中山点燃革命火种,张謇则以政治智慧完成新旧秩序衔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张謇为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两位觉醒者在1912年的南京城历史性交汇,恰似江河的激流相拥。张謇主持设计的江苏谘议局成为临时政府的诞生地,二人“注重实业”的施政纲领更是形成政策合力。即便在汉冶萍公司事件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二者的交往仍保持着士人阶层的理性互敬。
1922年互赠照片事件堪称近代政治文化史的重要注脚:孙中山以传统竖式题跋“张季直先生惠存”,展现对实业家社会贡献的认可;张謇回赠时题署“中山总统”并钤盖名章,彰显了对于共同回忆的致敬。这种基于共识的礼仪互动,超越了派系立场的分野,体现了传统“君子和而不同”的交往伦理。
张謇对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揭示了二者精神追求的深层共鸣。1925年3月,在孙中山逝世次日,时年72岁的张謇在南通主持万人追思会。张謇对孙中山的悼词,以三重维度建构起对这位革命先驱的崇高评价:历史坐标上,称其“手创中华民国”,以“国体之改革”终结五千年帝制传统,将其功业推至“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的高度;精神丰碑中,盛赞“千回百折”“屡仆屡起”的革命韧性,将“不畏难、不怕苦”的品格凝练成辛亥精神的永恒注脚;人格典范层面,更以“不贪财聚畜”“不自讳短处”的道德光芒,塑其为中国近代转型期“矜式人民”的标杆。
张謇更亲自撰写挽联:
使第一任终,采择刍荛,
公可至今存,超然立万物之表;
更数十年后,绸缪桑土,
国犹有与立,毋忘革三就而孚。
以磅礴的笔力,将孙中山推至“掀翻五千年帝制”的巅峰,一个“超然立万物之表”的定位,是对其终结封建王朝的定论。
(图片来源中山陵园管理局)
值此孙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重审张謇与孙中山的历史交往,可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连续性。张謇在南通培育的地方建设的范本,为孙中山的社会理想提供了基层实践样本;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则为张謇的产业布局注入国家战略视野。二者共同尝试建构的“实业-教育-民生”框架,不仅为当时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更为后来显现出惊人的历史预见性。他们共同揭示了近代中国发展的深层逻辑:仅凭单一路径都无法承载文明转型的重负,唯有实业筑基、制度革新、文化重构的多维共振,方能实现民族复兴。
当南通博物苑的紫藤与中山陵的松涛百年交映,张謇“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的实干精神,与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遗产。他们是一个民族在存亡绝续中的精神觉醒,共同托举起“振兴中华”的永恒日出;以殊途同归的报国志,在历史的答卷中书写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传奇。
作者:彭智诚 张謇企业家学院专职教师
来源:张謇企业家学院公众号 2025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