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名流”对各自家乡的重要贡献

“三名流”的事业均由家乡起步，并依托家乡向全省、全国拓展。这是源于他们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爱乡之情，也是因为家乡的情况熟、人脉广、资源多，便于进行开创性的早期现代化的探索。正因如此，他们在家乡的事业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对家乡的历史性贡献使家乡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并示范、引领全省和全国。

张謇于1853年7月1日出生在南通海门常乐镇普通农家。他十六岁考中秀才，二十二岁外出担任幕僚，三十二岁中举人，四十二岁中进士（状元）。随后，在南通创办实业及教育等各项事业。五十二岁后偏重于参加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六十二岁辞去民国政府工商总长职务，全身心投入南通地方治理和建设。七十二岁（1926年8月24日）去世。

张謇对家乡南通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实业和教育为基础，以地方自治为先导，全面推进南通早期现代化，将南通打造成“模范县”、“中国近代第一城”。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在张謇所处的那个时代，由于实业在整个经济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显然又必须以现代实业为基础。张謇清醒地认识到，实业“是中国真正自强之基础”。正因如此，他才会以“舍身喂虎”的勇气和高度爱国情怀，投身实业报国的滚滚洪流。也正因如此，张謇才在南通现代化事业的开拓中，把实业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竭尽全力地予以兴办和拓展。

当然，张謇心目中的现代实业并不仅仅是工业制造业，而是包括了他所说的“大农大工大商”在内的各类现代产业。他建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纺织企业（大生纱厂）以后，随即将眼光从现代工业转向现代农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型现代化股份制农业开垦种植企业（通海垦牧公司），并以新兴垦区为依托，建立了城乡融合的现代生产和生活社区，形成了工农业互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世界的一角”。

顺应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张謇以大生纱厂为龙头、为起点，形成了涵盖一二三产在内的各类现代企业。他通过垦牧公司为纱厂提供棉花原料，然后又利用轧花剩余的棉籽办了油厂，用油厂剩余的下角油脂办大隆皂厂。他还利用纱厂的下角飞花生产包装和印刷用纸，并利用纱厂剩余的电力兴办电磨面粉厂。

同时，为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需要，他还创办了大达公司等交通运输企业，修建了通州天生港码头和上海十六铺码头。为了工厂机器设备的制造和维修，他还办起了资生铁厂、资生冶厂。为了满足外来人员和厂区员工的住房需求，他还创办了懋生房地产公司。为了开展纺、织、染一条龙发展的科研和实验，他还创办了染织考工所。他还创办了颐生罐头公司和酿造公司。为了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他还发展金融业，创办了大同钱庄，淮海实业银行，并担任交通银行总理。最终大生集团成为涉及各个经济领域的大型实业和资本集团。南通现代实业为南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以至建成“中国近代第一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强大动力。

张謇利用现代实业形成的雄厚实力，全面推进南通的现代化建设。他认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然非先兴实业，则教育无所资以措手”。因此，他将自己和企业大部分赚来的钱都用来发展南通的现代教育事业。他创办了370多所各类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普通学校到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到特种学校（聋哑人学校等），几乎无所不包。他实际上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和集大成者。连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都称南通是“教育之源泉”，并希望南通“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

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基础上，还致力于文化事业的现代化建设。他于1905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民办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2年建成南通图书馆，1913年后创办了《通海新报》等四种报刊，并创办了翰墨林书局。1917年在军山建气象台。1919年创办全国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并建现代化大剧场——更俗剧场。1922年还创办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拍摄多部影片，曾到美国纽约放映。1922年应张謇之邀，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全会在南通召开，梁启超、丁文江、竺可桢、陶行知等名流专家云集南通，盛况空前。

张謇还把因实业积累的大量资金用在社会建设方面，大力创办现代化的社会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他建设了中国最早对公众开放的民间公园，他设立电话公司，建成南通市内电话网络，并创办电器公司，形成从唐家闸到中心城区的供电布局。他开办公共汽车公司，公共汽车在港闸城区等多条公路上运行。他还兴办了慈善社团、医院、养老院、育婴堂、残废院等一系列现代社会保障项目。

在推进南通的现代化过程中，除了张謇所创办的企业贡献，他自己也几乎倾其所有。他曾感慨地说道：“二十六年以来，謇之得于实业而用于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者，凡二百五十八万，仍负债六十万有奇。叔兄所出亦八九十万，不与焉。”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若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保障，为先导。事实表明，治理现代化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与决定性的现代化实现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张謇当年在开创南通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治理现代化。

20世纪初，当清末“新政”中体现地方自治政策意向时，素有地方自治思想的张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公开在南通亮出了地方自治的旗号。他在筹办江苏谘议局的同时，在南通通过选举，设立了全国最早的县级议会通州议事会，并亲任议长。当时南通的地方自治为全国瞩目，并在国外产生广泛影响，南通被称之为“模范县”。

1919年初，日本人上冢司在参观考察南通后，写了一篇题为《以扬子江为中心》的报告，惊叹和赞扬南通现代化机构、设施的齐备，特别是对大生纱厂所在地唐家闸工业区的快速崛起，感到十分意外和惊讶。他在报告中写道：“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中的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台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的光景而感到震惊。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数百艘民船装满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

1920年，《密勒氏评论报》（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刊）主编鲍威尔在考察南通后，写了一篇《不受日本影响的南通天堂》长篇报道。他颇为动情地写道：“从上海前往南通的旅程需要8—10小时，然而仍然值得亲自去看一下‘中国人间天堂’的实例。”他还对南通这座“模范城”的“构成元素”进行了全面描述，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一座现代化城市的惊世崛起。

在鲍威尔的影响下，《密勒氏评论报》接连多次对南通进行了深入报道。例如，该报在1921年3月26日以大幅版面刊登了《张謇：中国城市的建造师》；1923年3月17日发表了长篇报道《中国实业之进步观——中国模范城南通州》，这篇报道指出：“廿五年前，南通情形与其他小城无异。”而现在“变化之速，革新之进步，实堪为吾人注意也，而有中国模范城之称。观此城，亦可表率中国人建造革新之能力。”

同时，美国《亚细亚》杂志也刊文称赞南通：“此等事业之光彩，诚可与欧美相颉颃，若求诸纯东亚之内地，实可惊异。”颇有影响的美国杂志《世界召唤》（WORLD CALL）也对南通做了多次报道。1921年6月号刊登了《聚光灯下的南通》一文，1929年4月号以“中国的现代化”为题，深度介绍和分析了南通现代化的成果。该文由衷地赞美道：“南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城市之一，1911年以来该地区也没有像中国其他地区那样陷入无序。”

1922年6月，另有一位日本人鹤见祐辅到南通考察，回去后写了一本介绍南通和张謇的专著——《偶像破坏期的中国》。他在书中写道：“不能不说张謇先生的事业，是中国400余州县里面成绩最卓的一个。”“如果中国有十个张謇，有十个南通，那么中国的将来就会很有希望。”

张謇对家乡南通的历史性贡献，有口皆碑，响誉四海。

许鼎霖于1857年5月1日出生在连云港赣榆县青口镇。他的高祖徐河是清乾隆五年（1740年），因朝廷“特恩”开港的青口第一代徽商，主营开油坊。他的父亲许恩普是青口著名的富裕乡绅，后因蒙冤入狱，家道中落。青年许鼎霖在竭力为深陷牢狱之灾的父亲申冤上访的同时，刻苦读书科考，于1882年江南乡试中被点为“亚元”（第二名）。在主考恩师许庚身和同科举人李经方（李鸿章之子）、唐文治（无锡国专创始人）等人的帮助下，许恩普于1883年被保释出狱。随后，许鼎霖步入仕途，先是由翁同龢安排为内阁中书行走，1890年正式提任正五品的内阁中书，1893年任清廷驻秘鲁使馆正领事，1897年补用候任安徽知府加盐运使衔（从四品），1898年署理安徽庐州知府，后又以候补知府身份署理华阳厘局、署理凤阳知府、委办芜湖商务局，1903年以丁艰候补道身份回到江苏，不久因协助浙江巡抚审理临海教案有功，被清廷赏加二品顶戴。

素有爱国爱乡情怀、又深受徽商家庭传统影响的许鼎霖，在经历了外交官、地方官历练后，深感“外洋以重商而富强，中国以轻商而贫弱”，“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决心从家乡开始实业报国、造福桑梓的事业。

赣榆为苏北鲁南的三麦主产区，面粉加工业很有前途。1904年5月，为父丁忧在家的许鼎霖会同三位兄弟，创办采用现代机器生产的海丰面粉厂，注册资本贰拾万元。他本想将工厂建在青口，以此拉动家乡经济发展，但部分乡邻担心面粉厂收购小麦会推高粮价，坚决反对在青口设厂。许鼎霖不得已将厂址改设在新浦。新浦历来隶属于连云港，也可算作许鼎霖广义上的家乡。他后续创办的诸多企业均落户新浦，有力推动了当地近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时他将实业所得用于青口镇赈灾、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等事务，帮扶故土乡亲。

由于许鼎霖兴办实业成效显著，且对家乡建设贡献良多，于1905年3月被推举为首任赣榆商会会长。同年，他与同族兄弟创办赣丰机器饼油有限公司。饼油贸易是青口的支柱产业，也是许家的实业根基。许鼎霖力排众议，将企业选址青口，并向英国格林华德公司购置全套榨油设备，把传统作坊生产升级为现代化工厂生产，极大带动了青口榨油业及相关产业发展。他还顺势谋划，推动海丰面粉厂所在的新浦与赣丰榨油公司所在的青口实现产业联动、规划衔接，将两地打造为一体化港口贸易集散地，让新浦发展成工商贸一体的新兴市镇。1905年9月，他与沈云沛联名致电两江总督周馥，奏请开放海州为商埠，最终获清廷批准。昔日海禁时期特准开港的青口，与近代正式开埠的海州联动互补，使连云港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赣丰机器饼油有限公司产出的豆饼、豆油从青口外运通商，也为当地带来了丰厚收益。

连云港地区沿海滩涂广阔，开发潜力巨大，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带动作用。许鼎霖在工商实业稍有所成后，便将目光投向沿海滩涂开发。1905年5月，他与沈云沛等人发起成立江苏海赣垦牧有限公司，集股三十万两，在海州设立总公司，于上海设置总账房，并在响水口、青口等地分设公所。公司经营区域北至与日照交界的狄水口、车牛山一带，南抵毗邻盐城的响水口，开垦范围涵盖海州东云台山周边滩涂，地域绵延约三百里，总面积达八千公顷。公司章程明确划定十二项主要经营事务：定界、收地、筑堤挑河、建闸、治沟洫、平滩涂、办土质、培坡田、种芦苇、开牧场、兴渔业。公司采用近代股份制企业模式，引进先进技术，将工业化生产与传统农业相结合，推行农工贸一体化经营，在连云港、江苏乃至全国近代沿海开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海赣垦牧公司是许鼎霖造福家乡、实业报国的大手笔。在当时经济、社会、科技、教育都较为落后的背景下，公司运用现代先进的开发经营模式，大面积开发沿海滩涂、兴修水利、改良土地，将海赣大地的大片荒滩开垦为肥沃良田，极大推动了连云港农垦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业与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切实推动了家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许鼎霖在家乡大力兴办实业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教育是实业的支撑和保障，也是兴乡强国的根本性途径，因而竭力推动家乡的现代教育。1907年初，他专程赴南通考察中国最早创立的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并向创办人张謇虚心讨教办学经验。随后，他于1908年对海州的教育（特别是海州高等学堂）开展深入调研后，致函州官，提议在州城设立四所小学区，在新浦商埠增设一所小学。他明确表示：“鼎霖虽籍隶赣榆，亦愿岁捐百千以为之倡”，即每年捐钱十万文，带头倡导助学兴教。他还亲自协调海州中学堂（今连云港高级中学前身）的校务矛盾，妥善化解教育会与学堂的冲突，统筹筹划后续办学事宜。他在赣榆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于老家青口创办新式学校，带动赣榆全县兴办新式学校37所（至1918年）。

许鼎霖对家乡连云港早期现代化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永载史册。

沈云沛1854年3月1日出生于海州直隶州高桥村（今东海县北塔埠镇沈庄）。其父沈观国曾为岁贡，训导奉直大夫。沈云沛四岁时进沈氏私学就读，十八岁考中秀才，并直接作为廪生入迭国子监，一年后回海州。在国子监时，与同期攻读的溥良、奕劻、载振、那桐等王公贵族结识。他十九岁中举，二十二岁在老家兴办义学，并与父亲捐出千亩良田助学。后连续三次参加会试而不果，一度为左宗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文案幕僚。三十岁（一八九四年时），沈云沛参加甲午恩科会试，与张謇同中进士，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跌宕多姿的官宦生涯。

沈云沛对家乡的贡献，除了早期助办义学、垦荒兴农以及创办轮船航运、当铺钱庄外，于1890年前后便开始谋划家乡实业发展。他一面向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派员勘探海州锦屏山铁矿（锰矿），一面与海州地方官董才卿商讨，在海州新浦开办油坊、南北货商铺、粮行、布店等商贸实业，并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新浦。

沈云沛中进士后在家乡创办的实业主要有：鸿门果木试验场（先期投资五万两，引进十万株美国果树种苗），锦屏山溥利树艺公司（筹本银十万两，自买长二十六里、宽十五里山场），海州种植实验场（投资三十万两，在海州第一次引进桑蚕、烟叶、花生、蓝靛、苎麻、棉花等新型农作物），海州硝皮制革总厂（投资八万元，聘用外国技师，加工优质生牛皮，行销全国各地），海赣垦牧公司（与许鼎霖合办，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先进农垦实业公司），云台山树艺公司（引进外资与技术，“讲求种植，以兴地利”，广种云雾茶八百万丛）。

沈云沛在家乡兴办的实业，偏重于农业和垦牧业及相关加工业。从主观条件来说，主要是由于他的祖上就大面积开垦荒地、滩涂，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金；从客观条件来说，连云港当时具有大量的荒滩山地，极具开发潜力和价值，而且国门洞开，有可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开发经验。沈云沛当时的农业开发实践，为连云港因地制宜的发展近代实业开创了新路，也示范引领了当时中国的早期农业现代化发展，可以说是造福桑梓，泽被后世。

沈云沛为了使家乡经济昌盛、文化繁荣，还在创办实业的同时，兴办教育。1879年，他于锦屏山沈氏祠堂设立沈氏教董书院，聘请海州学有专长的举子、名流来此教授或讲学。沈氏子弟及亲友近邻一律免费就学。1894年，他中进士后回海州，掌育海书院，精心培育当地学子。1906年，海州第一所现代新型学校海州官立中学堂开办，沈云沛被聘为校长，学校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发展。后来，该学校逐渐演变为江苏省省立第十一中学、江苏省立第八师范、东海中学，现为江苏省东海师范学校。

二、“三名流”对江苏的重要贡献

江苏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历来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较为发达。清末民初的江苏实业家（苏商）办实业、兴教育、倡文明，在全国独树一帜，引领群伦。这时的“三名流”，作为苏商的杰出代表，既依托江苏得天独厚的历史社会条件成就自我，又以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和不朽业绩，为江苏的近代历史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作为秉持“苏人治苏”理念、一心想把南通的治理和建设经验推广到全江苏的江苏人张謇，对江苏情有独钟，贡献良多。

一是拓展实业。张謇的宏伟强国志愿，并不止于在南通办成现代化的实业，为了能使中国的实业自立于世界之林，并抵御外国列强的经济侵扰，他希望从外国进口的东西，中国都能生产。正如1905年上海海关报告所说：“推张殿撰之意，凡由外洋运来各种货物，均应由中国自行创办。”为此，他在南通之外还尽力投资创办（合办）了许多企业，包括上海的大生轮船公司、吴淞江浙渔业公司、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苏省铁路公司等。在江苏各市、县创办和支持创办的企业就更多了。

连云港的绅商沈云沛等人，在张謇的感召和相助下，创办了树艺公司和海赣垦牧公司，在开发滩涂、耕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公司创办初期，沈云沛专门到南通向张謇讨教，认真研究汲取南通通海垦牧公司的开发经营经验。张謇则在沈云沛资金困难时借给他三十万银两，还专门派人去连云港协助办企业。他还特别交代，要择用“爱国才子”，警惕“小小殷勤之人”。

1904年，张謇与许鼎霖等人经过认真实地考察，在宿迁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玻璃企业——宿迁耀徐玻璃有限公司，于1907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块平板玻璃。1910年，耀徐玻璃产品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奖。当时落成在贫穷落后的苏北小城的耀徐玻璃公司，既填补了中国平板玻璃制造的空白，又使宿迁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日用玻璃生产基地，无论是对中国的玻璃产业，还是对宿迁的经济发展，均影响深远。

成立于1905年的镇江大照电灯厂，是江苏第一家民营公用发电厂，由郭礼松主办，张謇参与投资并担任总董。张謇着眼于江苏整体发展格局，将之称为“江南要事之一”。与此同时，张謇还与许鼎霖合资创办了镇江开成笔铅厂，对中国的笔铅产业和镇江地方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謇与无锡的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也有着良好的合作互助关系。1902年，张謇借鉴荣氏兄弟保兴面粉厂的经营管理经验，创办了通州大兴面粉厂。1919年，荣氏兄弟在无锡集资兴办申新纱厂，遇到纠纷和阻碍，请张謇致函江苏省长韩国钧，帮助解决问题。1920年，张謇与荣氏合作在上海创办了左海公司和中国铁工厂。同年，荣德生率五十多位无锡工商人士去南通参加以张謇为主角的苏社成立大会，并参观了南通各类工厂和学校。荣氏兄弟借鉴张謇的经验，在无锡办学兴文、修桥建路，积极促进当地的民生事业发展。

至于素有“天堂”美称的苏南名城苏州，张謇虽未直接去办厂创业，却与苏州籍状元陆润庠创办的苏纶纱厂多有来往，两个状元办的纱厂，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共促两地发展。同时，张謇对名闻遐迩的“苏绣”的传播与提升，也尽力助推。

1914年，张謇聘请苏绣艺术大师沈寿来南通主持女工传习所，执教传艺八年，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通的刺绣和职教事业，而且使苏绣形成了另一光彩夺目的流派——“沈绣”。沈寿患病临终前，由其口述，张謇记录整理了以沈寿名号为名的《雪宧绣谱》，这本中国的第一部“刺绣大全”，不仅使珍贵的“沈绣”得以传世，而且使源远流长的“苏绣”更为璀璨夺目。

二是兴办教育。张謇在南京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前身）；在苏州参与创办苏州铁路学堂；在扬州倡议并资助创办两淮师范学校；在盐城捐资创办东台母里师范学校。他还在全省推广新式教育，普及现代教育思想，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民间教育团体——江苏省教育会。

三是开发沿海。张謇以通海垦牧公司为核心，先后创办大豫、大丰等近四十家盐垦公司，对江苏沿海（南通、盐城、连云港）进行规模化、现代化沿海滩涂开发，围垦二百多万亩，形成全国最大棉垦区。至1934年，淮南垦区已拥有棉田五百多万亩，占江苏全省二分之一，年产棉花一百余万亩，占全国八分之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核心垦区形成农工商一体、城乡结合的新农村，使贫困农民、盐民提前一个世纪迈入新的社会生活形态。

四是治理淮河。张謇从年轻时，就对横贯江苏且不断带来严重灾害的淮河十分关注，认为“淮不治，江北无宁日”。他在1909年任江苏咨议局议长时提出设立江淮水利公司（江淮水利局，驻淮安），治淮工作由此务实展开。1913年兼任导淮督办时，张謇提出七分入江（经高邮湖—邵伯湖—芒稻河入长江）、三分入海（循废黄河故道），这一务实策略基本被当时和后来所践行。黄炎培曾在江北运河工程局成立演说时称赞道：“如今阅读南通张先生关于治理运河的规划方案，我看到其中条理清晰、组织严密。”张謇以通师测绘科毕业生为骨干，利用科学手段全面测量淮河下游、里运河及京、沭、泗河道，江苏段河道地形水势首次获得精密记录。他在1919年任江苏运河局督办后，主持疏浚里运河淤垫，加固高邮—宝应—淮阴段堤防，修复闸坝，保障淮水经扬州入江的通道畅通。

五是推动自治。张謇在建好南通的同时，既面向江苏全省投资办实业，又发起成立苏社、江苏地方自治讲习所，助推江苏地方自治事业。他甚至还从江苏和全国的发展战略出发，建议和策划以徐州为中心建立淮海省。1920年，张謇与黄炎培、韩国钧等社会名流发起成立苏社（江苏地方自治促进会），主张“苏人治苏”，统筹全省教育、实业、交通、水利等自治事业，抵制武人干政。苏社成员遍布江苏60余县，形成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北京政府和江苏督军往往迫于苏社的压力，不得不迁就民意，出台一些利于江苏治理的妥协举措。苏社是张謇将南通自治模式推向全省的实践尝试，即以士绅联合为纽带，以省县治理为纲领，以实业、教育、水利为基础，谋求在军阀割据的局势下保境安民、推进渐进自治。它是张謇精心打造的民初江苏地方自治运动的最高组织形式，也是近代省域自治珍贵的历史样本。

许鼎霖的实业起步于连云港，拓展于全江苏。1904年，他在连云港兴办实业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与连云港毗邻的宿迁。当年6月，他与在家丁忧的淮阴籍进士丁宝铨，会同南通张謇，共同商议利用宿迁硅砂（石英砂）资源，创建玻璃制造企业。随后他又和张謇等人多次前往宿迁硅砂矿区实地考察。他还凭借曾任外交官的身份，把硅砂样品寄送至清政府驻比利时使馆，交由比利时专家化验，确认宿迁硅砂属于上等玻璃原料，适合生产玻璃瓶片、器皿以及搪瓷釉料。完成全面考察后，许鼎霖联合李经方等人筹办耀徐玻璃公司，由张謇牵头上报商部核准立案，计划募集股本银五十万两，征用沙地三千亩，清政府准予二十年经营专利。公司创办后，张謇出任董事长，许鼎霖担任总办。许鼎霖发挥老外交官优势，经与英国方面交涉，将英国人李德立所占有的二百亩核心砂矿地转让给耀徐公司。

耀徐玻璃公司大多采用英国生产设备，并聘用十多名外籍技师，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玻璃生产企业。1910年，企业产品经南洋劝业会、江苏物品展览会审核合格，上奏清廷获评一等奖，还斩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产品优等奖。公司鼎盛时期用工一千余名，日常固定聘用宿迁本地工人五百余人，当地依靠这家企业维持生计的民众不少于五千人，地方各行各业也随之繁荣发展。

曾出使秘鲁、游学欧洲的许鼎霖，借鉴国外工业化经验，深知矿业开采和加工的重要性，一面在宿迁开发硅砂，一面跨江前往镇江开发笔铅。

笔铅（石墨）不仅是制造铅笔的核心原料，更是冶炼金银铜铁不可或缺的耐火容器制作材料，相当稀缺宝贵。1904年，许鼎霖得知镇江盛产笔铅，便邀请正在镇江筹办大照电灯有限公司的张謇前往考察。当年十一月，张謇奔赴高资笔铅矿产地螺螄营山实地考察，随后发电报给许鼎霖，告知考察所见，赞成开办采矿企业。1905年初，许鼎霖与张謇会面，二人商议敲定开办笔铅公司的各项具体事宜。

他们决定投资十四万元，成立镇江开成笔铅有限公司，开采加工笔铅。这一举措对中国近代特殊矿产资源的开发，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意义。公司率先引入国外机器生产设备，用蒸汽动力和机械模具替代传统坩埚手工制作，既极大地提升了笔铅罐的生产效率，又促进了作为冶炼容器的规格统一和耐压强度，填补了国内产业空白。公司投产后，不仅在特殊矿产品的开采和深加工方面为中国开辟了新路，而且提升了本土化高端冶炼产品定制和供应能力，减少了进口依赖，甚至一度远销海外。笔铅的现代开采和加工，还带动了镇江地区港口、航运及相关制造业的发展，为镇江早期工业和城市现代化发挥了独特作用。

当实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降低运力成本、提升运输能力、拓展交通运输行业，特别是修建铁路，已然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与趋势。1905年10月，许鼎霖联合张謇、沈云沛、任逢时、沙元炳等知名实业家联名致函商部，提议自主修建沪宁铁路，设立江苏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在京官员、返乡乡绅与翰林院讲官的联名呼吁、恳请之下，这项提议获得批准。江苏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任逢时担任总理，张謇出任总协理，许鼎霖担任北路协理。许鼎霖将苏路公司办事机构设立于淮安，主持苏北铁路的线路勘测与初期施工。许鼎霖还极力主张修筑徐州至海州的铁路——徐海铁路（即后世东陇海铁路）。为向民间筹措建设资金，他推行“红股”股票，向持股民众承诺年息7厘的优厚收益。1908年发行的“商办苏省铁路有限公司股票”印有他的姓名与印章。为培育铁路专业建设人才，他又在苏州创办“苏省铁路学堂”，并亲自担任“监督”（校长）。

作为亦官亦商、且对中国国情深有了解的士绅，许鼎霖深谙官府与商人、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清楚政治对于经济的关键作用，因此在兴办实业、全力推进江苏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促进江苏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许鼎霖深刻意识到，国家要走向繁荣昌盛，必须变革政体，实行宪政。作为清末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他率先从江苏开启立宪改良相关活动。1905年十月，他与张謇、王同愈、李平书等人在上海发起创办江苏学会（成立大会正式定名江苏教育总会），假借学会名义，倡导立宪，积极推动宪政实施。不久之后，他又联合张謇等人组建国内首个以研讨、推进政体改良、实行君主立宪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宪政研究公会，后又创立预备立宪公会。1908年八月，江苏两百余名士绅代表齐聚江苏教育总会集会，商议设立苏省咨议局筹办处。许鼎霖、张謇等人当选为咨议局筹办处核心成员。由官、绅、商三类群体共同组成的苏省咨议局筹办处设立后，采用白话文向城乡百姓发布告示，宣讲立宪知识、组织选举，推动江苏近代民主思想传播与实践。当年十一月初一，江苏教育总会于上海召开大会，推举张謇出任会长，许鼎霖、王同愈担任副会长。1909年八月初一，江苏咨议局预备会议召开，张謇当选临时议长，许鼎霖担任总办。数日之后，江苏咨江苏咨议局议局正式成立，张謇任议长，许鼎霖任副议长。许鼎霖还担任咨议局学务特审员、审议长，主要分管全省教育、文化类提案，推动各类教育规划与政策落地，包括调配教育资源、搭建全省教育布局体系、推广义务教育等。九月二十八日，江苏咨议局表决通过许鼎霖提出的《沪海铁路以工代赈方案》，对海清赈灾、以工代赈工作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1913年，许鼎霖还出任民国江苏省议会议长。虽然任职时间短暂，却在江苏政坛留下深刻印记。辞职返乡之后，他全身心投入江北赈灾、兴修水利与垦务督办等江苏地方建设事务，直至1915年离世。

沈云沛终其一生，除家乡连云港之外，对江苏各地亦多有贡献。除在南京创办榨绸厂、运输公司，并与许鼎霖合伙开办宿迁耀徐玻璃厂之外，他最主要的功绩便是大力推动江苏铁路建设。

1906年，清廷设立邮传部，主管路、船、邮、电“四政”，为晚清头等重要大部，沈云沛任职邮传部期间，先后担任右侍郎、左侍郎、署理尚书，被民间称作“铁路大臣”。

1907年，沈云沛奉旨考察江苏等地农工商实业发展情况后，初步确定将陇海铁路终点设在海州，方便徐州以及中原腹地丰富的矿产、货物通过海运出口。后来这一方案历经诸多争议（张謇便极力主张将终点设在通州），最终得以落地实施，陇海铁路历经多年重重波折方才建成。

民国成立后，沈云沛担任津浦铁路帮办、沪信铁路督办。当陇海东段开封至徐州段遭遇资金耗尽、被迫停工的危急状况时，沈云沛提议发行五百万银元陇海铁路短期公债，让该段铁路得以持续修筑并完工，同时建成徐州北站。与此同时，他支持将津浦铁路江苏终点站设立在浦口，以此和苏南沪宁铁路衔接，极大推动江苏交通运输与各类行业发展。

三、“三名流”对全国的重要贡献

张謇、许鼎霖、沈云沛是胸怀华夏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的实业起步于家乡，拓展于江苏，遍及于全国。他们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均做出了特有的全国性贡献。

作为全国性的实业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张謇对全国做出了许多历史性贡献，最主要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促进民营经济（民族实业）发展。张謇除创办规模庞大的实业集群，直接增强中国民族经济实力、示范引领民营经济发展之外，还通过向朝廷建言、参与制定相关政策举措，大力倡导并推动全国民营经济发展。

早在1895年，张謇就提出“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以济其穷”，建议朝廷在各省设立商务局，“专取便商利民之举”，以此推动民营经济发展。1896年，他又进一步提出：“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期间，他在奏呈朝廷的《农工商标本急策》中提出“商务亟宜实办”“工务亟宜开导”“农务亟宜振兴”三大振兴实业计策。张謇主张，政府对民营经济应采取保护、奖助、监管的方针。

张謇于1913年至1915年担任国家农商总长期间，推出一系列助推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他开创性主持制定二十余部经济法规，依靠法治为民营经济定规立制、保驾护航；他革新金融体系，创设现代银行，出台贴息、担保减免政策，为民营企业供给资金扶持；他完善赋税制度，通过裁撤厘金、减免本土货品税收、奖励国货生产等手段，为民营企业减轻负担、提升收益。他倡导“官退民进”，收缩官办产业规模，拓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就任总长之初便宣告：“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余悉听之民办。”1895年之前，民间资本投资仅占全国企业总投资额百分之二十左右；至1915年，其占比已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其二，推动政治变革。素有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匡世济民抱负的张謇，深知政治对于救亡图存、强国富民至关重要，自青年时期便立志投身政治活动，推动政治变革。1898年，他以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的身份积极协助“帝党”首领翁同龢筹划维新变法，发挥骨干作用；1900年，当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他联合东南名流与地方大员推行“东南互保”，既保全江南地区免于战火侵袭，也促成民间政治力量兴起；1901年，趁清廷下诏推行“新政”之机，呈上《变法平议》，主张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实施制度革新；1903年赴日本考察宪政，编撰《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书籍分送朝廷各方（包括慈禧太后），并向朝廷建言：“仿照日本明治变法，五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1906年参与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并出任会长，大力推进立宪运动；1909年担任江苏咨议局首任议长，既助推江苏近代政治转型，也为全国各省“议会政治”作出示范；1910年先后三次发起全国性“早开国会请愿运动”，逼迫清廷应允提前召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成为立宪派公认的领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放弃君主立宪主张，转而支持民主共和，在促成“南北议和”、推动清帝退位等一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1912年之后，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为民国初创时期经济发展大政方针的制定作出开创性贡献；1915年辞官返乡，全心践行地方自治，打造“模范县”南通，其治理模式的政治影响力辐射全国。

其三，助力上海早期建设。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最早走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特大城市，是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拥有举足轻重的“龙头老大”地位。张謇的大生纱厂等企业虽设立于南通，发展却高度依托上海的资金、技术与市场。他一生前往上海177次，在沪停留时长累计1119天。上海成就了张謇的实业宏图，张謇也反过来大力相助上海发展。他在上海既兴办各类实业，又投身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事业，还策划开发“吴淞商埠”新城，被誉为“上海滩上七张面孔”之一。

张謇经营的大生集团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张謇不仅将大生的资金结算、技术研发、市场营销、进出口业务总部设于上海，客观上壮大了上海经济实力，还在上海创办大达轮布公司（修建十六铺码头）、苏省铁路公司（建成沪杭甬铁路），极大推动上海交通运输行业发展。他还在上海创办国内首家机械化现代渔业企业——江浙渔业股份公司，同时设立淮海实业银行。他曾担任上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主事，大力整顿革新，让两家深陷经营困境的国家银行走出危机、经营向好。张謇对上海的经济贡献覆盖工业制造、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等诸多领域。

1921年，张謇担任吴淞商埠督办（市长），开启对我国自行管辖的上海非租界地区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张謇首先参照伦敦、巴黎、华盛顿等国际大都市成功经验，进行高起点规划，尽情演绎了他建设大上海振兴中国的抱负与情怀。他计划“沿浦马路内外商场、轮埠同时并举，合计东西南北周围二三十里，以与英法美租界比较大小，不相上下，且扼淞口之咽喉，出入商业操华人之手，成为东方绝大市场，挽回主权，在此一举。”他还与荣氏兄弟等著名企业家创办中国生铁冶造厂等大型企业，为吴淞开发提供实业支撑。

2002年，上海市宝山区政府设立开埠广场纪念碑，纪念铭文曰：二十世纪初叶，南通巨子张謇力行开埠，以明华夏勤谨之心。于是机械、纺织，初露端倪。铁工、电力，渐透声光。学堂星罗而棋布，飞轮横海而溯江，鹏程发轫，格局甫成。

张謇在上海的教育文化实践活动对上海现代文化建设极有意义。他创办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上海商科大学。参建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支持中国公学、同济公学堂复学，组建东南大学，奠定了上海高等教育雄厚基础，为上海腾飞注入了强劲的文化与人才动力。他还创办了中国图书有限公司，并且亲任总理。他与史量才、赵凤昌等人合股收购经营中国发行量、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申报》，作为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他长期支持张元济的现代出版事业。

1926年8月24日，对家乡江苏、中国做出重要历史性贡献的张謇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举国悲哀。挽幛、挽联如雪片一般送来，每日前往濠南别业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当年十一月一日出殡，各界人士一万多人步行执绋相送，沿途十余万人默然致哀。

张謇灵柩安葬于南通南郊墓园，根据张謇身前遗嘱，墓上不铭不志，仅在石阙刻写“南通张先生之墓阙”。1966年，张謇墓茔与石阙遭到损毁，遗骸遭弃。1983年，南通市政府依照原貌重建墓园。

许鼎霖超出江苏范围的经济活动及政治作为主要有：

一是参与筹建中法劝业银行等企业。1908年，为引进外国资金、给中国工商业提供贷款，许鼎霖与张謇等人签订《为建立一所中国劝业银行的联合会合同》，积极参与筹建中法劝业银行。在此之前，他还和张謇等人筹划创办南洋渔业公司，开创中国现代海洋渔业先河，同时上奏清政府商部，获批设立上海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之外，他联合朱葆三等人集资二十八万元，创办上海首家织麻厂——同利机器纺织洋线麻袋公司，还投资北京福民皮革厂、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等企业。二是创设工科大学。想要实业发展，离不开高端工程技术人才支撑，1908年十一月，许鼎霖秉持“苟欲兴工，必先兴学”的理念，联合张謇等十名四品以上官员联名上书朝廷，提议创办工科大学，并附上详尽办学规划。这项提议的提出，比国内第一所正规工科大学（上海交大）的建成早十余年。三是统筹治理淮河。地跨数省的淮河流域水患频发，历来是各朝难以解决的民生难题。1913年，北洋政府委任许鼎霖为导淮会办，他大力主张兴修水利、推行“以工代赈”，为全国、尤其是苏北地区导淮治水事务尽心竭力。鉴于他在水利工程、赈灾、铁路建设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北洋政府于1914年5月授予他三等嘉禾勋章。四是力促陇海铁路复工。陇海铁路是江苏连云港（海州）至甘肃兰州的铁路干线，即现在的陇海铁路。1912年9月，北洋政府与比利时签订修建一千八百公里陇海铁路借款合同，1913年5月开工，但1914年1月宣布停工。对于这一关系到全国特别是江北铁路建设的大事，许鼎霖十分重视。2月6日，他与杨公雨等人以徐淮海旅京同乡会代表的身份拜见交通部总长周自齐，力劝铁路早日复工、续筹资金。1915年5月，陇海铁路开封至徐州段建成。

许鼎霖自从三十二岁（1882年）中举、官授五品后，在中央多部门任职，于全国多地为官，最后官至一品，并短暂担任最后一届资政院总裁（全国议会议长）。他在当时政坛、官场颇有作为，在全国颇具影响力。

1893年5月，许鼎霖在内阁中书岗位上转任清廷驻秘鲁使馆正领事官，一直干到1896年9月。在此期间，他积极与秘鲁政府斡旋抗争，促成秘鲁废除对华人的多项苛捐杂税，并改订了对华商约，还为侨民争得被多征税款的退赔，深受旅秘华侨拥戴。据《民国赣榆县续志》记载：“除苛税，改商约，争赔款，侨民德之，豦商贿金寿君，拒不寿。”三年多外交官的经历，加深了他对国外世界的了解，对他后来兴办实业、推行新政等早期现代化的探索非常有意义。

1897年6月16日，许鼎霖觐见光绪皇帝之后，以知府加盐运使衔分发安徽，署理庐州知府。他一年多任期内，主要办妥两件大事。一是验收安徽近代新式教育标志性学堂求是学堂的建造工程，推动旧式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转型。二是采取安抚、赈济举措，迅速平息轰动全国的三河抢米风潮；事后又推行减轻农民徭役赋税、官府牵头开垦闲置荒地等善后政策。两江总督刘坤一向光绪皇帝上考察奏折评价许鼎霖：“精明历练，振作有为，堪胜繁缺，留省补用。”此后，许鼎霖以知府衔署理设于安庆的华阳厘局，做了大量督赈、义赈、劝赈工作。随后又以大通厘卡身份，监管安徽码头厘卡。恰逢大通爆发民众冲击、焚毁西班牙天主教堂事件（时值八国联军兵临北京），许鼎霖稳妥处置这起重大涉外民教冲突。因其处置妥当、办事得力，朝廷又委派他处理案情更为繁杂的婺源教案等多起民教纠纷。1902年，他出任芜湖商务总办，一边主持新修街巷、整顿城市市容，一边开创性设立城市巡警，有力助推当地商贸繁荣发展。

正当许鼎霖在安徽政坛颇有建树、声名鹊起之时，1903年正月父亲许恩普去世，他不得不回乡奔丧守孝。鉴于许鼎霖的德才能绩，芜湖商界十三帮总董一致上书巡抚聂缉规，恳请许鼎霖留任。聂巡抚奏请将许鼎霖三年丁忧期缩短为百天。朝廷命许鼎霖以丁忧候补道身份在江苏查勘湖场，不久又奉命前往浙江处理民教案件。许鼎霖妥善办结这起震惊中外、引发中法冲突的棘手案件，深得朝野上下好评。清廷赏加其二品顶戴，品级由四品擢升至二品，并任命他为浙江省洋务局总办。1904年，在上海经办洋务的盛宣怀面对诸多棘手涉外事务，便向朝廷奏请调派许鼎霖前往上海协助办理洋务。这段工作经历，让许鼎霖得以充分施展涉外交涉才能、维护华商权益，同时也让他深刻意识到自主兴办民族实业的重要性，自此下定决心全身心投身实业创办。

正当许鼎霖在江苏兴办实业风生水起之时，1907年5月26日，发生安徽安庆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重大事件，两江总督端方急调许鼎霖以安徽候补道身份担任该案主审官。端方严令彻查，务必将所有涉案人员捉拿归案。许鼎霖并未一味严苛查办，除判决有公开刺杀行为的三名当事人外，众多存有涉案嫌疑的巡警学堂学生与相关人员，均被他开脱罪责、免于追究。

鉴于许鼎霖多方面的业绩贡献，清廷于1909年授予他一品官，1911年授予许家直系三代正一品封典。

1911年4月，许鼎霖出任奉天交涉使，专门处理东北地区中日、中俄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竭尽所能维护国力弱势下中国的权益与国家尊严。他和日方交涉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线路交叉事宜，力争“彼此分界建造管理”。面对日本想要扩大本溪湖煤矿开采规模、增设冶铁产业的诉求，许鼎霖在双方不得不合办的既定框架内签订补充条款，清晰划定两国资本占比与经营权限。遇上日军士兵枪杀奉天百姓的冲突案件，他也始终据理力争，竭力守住地方治安管理权与中方司法管辖权。

许鼎霖出众的外交能力与地方治理功绩，获得朝野上下一致认可。但清末朝廷腐朽的时局，限制了他政治才能的进一步施展。他深知，国家若想繁荣富强，有志之士想要实现理想抱负，就必须在全国推行政治变革。

1906年11月，许鼎霖在上海出席以倡导、推动立宪为宗旨的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董事兼干事。1908年，许鼎霖等人两次致电朝廷，恳请早日召开国会，同时牵头组建国会请愿团体，团体推选许鼎霖等四人作为赴京请愿代表。5月17日，进京代表启程之前，许鼎霖面向民众发表演说，号召：“兴大利，革大弊，保国权，维民气。”代表抵达京城后，向都察院递交《国会代表上都察院请愿书》，文中直言开设国会、实行宪政是“国家之至计，安危之所系”。同年八月，清廷颁布谕旨：“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同时公布共计二十三条的《钦定宪法大纲》。

1910年9月，中央议会机构资政院成立，许鼎霖被推选为资政院预算股股长。在处理湖南巡抚杨文鼎发行地方公债一事时，许鼎霖坚决维护湖南咨议局与资政院依法行使职权的权利，联络团结各位议员，与朝廷军机大臣据理力争，巧妙周旋，最终迫使当权部门退让，采纳咨议局的意见。他在资政院会议上公开发言：“我们中国向来无有法律，所以才贫弱到如此。自皇上设立资政院、咨议局，方有各立法机关，我们要再不保守法律，危亡就在旦夕。”

许鼎霖践行宪政、推进议会政治的胆识与智慧，在中国早期宪政法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任资政院总裁的许鼎霖内心充满疑惑。后来在已经从君主立宪立场转向支持共和的张謇等人极力劝说之下，他才慢慢向共和派靠拢。1912年4月，他致电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劝其归顺中华民国：“三省兵力既不足以反对共和，只有认真建设共和，以求国利民福。”同年年底，他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决心以实际行动推动民主共和政体建设。1913年2月，许鼎霖当选江苏省议会议长。之后议会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恰逢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他为导淮会办，他便以此为由，在当年4月底辞去议长一职。

许鼎霖辞职回乡后，便全身心为家乡治淮、铁路建设、抗灾赈灾诸事奔波操劳。1915年10月15日，因患脑痈疾病离世，享年五十八岁。一生在命运多舛的近代中国奋力奔走，为江苏故土乃至全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立下卓著功绩的杰出实业家、政治家、外交家就此溘然长逝，一代英杰勋绩永存。许鼎霖灵柩由上海经水路运回赣榆，乡邻百姓齐聚青口河畔跪地迎柩，哀恸震天。其墓志铭由陈三立撰文，张謇亲笔书写。

作为清末民初的全国性政治人物，沈云沛在全国的影响和贡献，主要表现在擘画推动全国实业发展和积极参与变革中的全国政治活动。

1902年沈云沛任工部典农司（后划归商部）主事，主管全国的农业垦牧开发。他首先谋划实施营口、西津、狼山和“六镇”（北方边境的六个军镇地区）等地大规模垦牧种植，使大同“六镇”的荒滩野岭变为绿洲粮仓，惠及至今。

1903年沈云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北京郊区创办将农业科研试验与观光游览融为一体的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前身）。该场分为植物园区、农产品试验区、风景建筑区、游览附设区（动物园区）等四大片区，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农业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农事试验场于1908年正式开园后，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也成为北京市民和外地游客参观的首选之地。慈禧、光绪也曾两次到此观赏。

1913年沈云沛与徐世昌等人组建以“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的中国实业会。沈云沛为会长，唐文治为副会长。沈云沛还与著名实业家“南张北周”（张謇、周学熙）等人倡导实行保息的办法来扶持民族实业发展。当时的中国实业形成了南北呼应、竞相发展的良好势头。南方以上海为龙头，偏重发挥商会和社会力量，促进各类企业发展；北方以天津为重镇，偏重依赖政府和官员力量，以北洋纱厂为骨干带动矿业、制造业发展。

为了使教育更好地为实业和铁路发展服务，沈云沛还创办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接办唐山路矿学堂，督导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成立中国交通研究所。

1916年，民国政府鉴于沈云沛推动实业与铁路建设的卓越功绩，由大总统签署命令，授予他民国最高功勋章——一等大绥嘉禾章。

沈云沛深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取决于政治状况，因此他在竭力推动实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政治变革。他在《君宪评议》《行政法议》等著作中，坚定表示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实行以君主立宪为形式的民主政治。他认为：“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日本之所以能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就是因为“立定宪法，大予民权。”他从1908年任清资政院帮办到1914年任民国参政院参政，一直努力推进中国立宪政治，是积极促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政治家。当然，作为全国筹划改革的议事机构的负责人，沈云沛在立宪的时间、步骤等问题上显得较为稳健和保守，与强烈主张早开国会的激进派张謇等人有所不同。

资政院是预备立宪期间过渡性的非正规议会，具有一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沈云沛任资政院帮办时，主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及《各省咨议局章程》等，这对当时和后来的立宪政治、议会政治起到了极大的奠基和促进作用。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不到三个月，光绪与慈禧在十二个小时之内相继去世，晚清局势愈发颓败，君主立宪的推进也变得错综复杂。在川汉铁路风潮爆发、清王朝岌岌可危之时，沈云沛率先提议内阁劝谏摄政王效仿汉王，“轮台罪己”，检讨立宪改革中的疏漏与施政过失；对于四川动乱，他主张采取怀柔手段，尽量不动用武力，举荐名望出众的端方前往四川宣示朝廷旨意、安抚民心。在他大力推动下，资政院于九月四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奏请清政府加速推进君主立宪，以此应对武昌起义。九月十一日，摄政王裁撤“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九月十三日，清政府颁布全新立宪纲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表明摒弃君主专制、全面施行宪政的立场。十月二十八日，南北议和敲定四项协议，由内阁总理袁世凯促成宣统退位；国体为共和制，双方确认万世不变；礼遇优待清皇室；人道主义善待满人等。

1912年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政府，清王朝拟将退位。沈云沛与徐世昌等人紧急审改《退位诏书》，起草《优待条件》。2月6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清帝《退位诏书》与清室《优待条件》。

袁世凯就任民国正式大总统后，拟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下令修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沈云沛作为政治会议委员，与政治会议审查员许鼎霖等人一同拟定《约法会议组织条例》。随后，沈云沛又建议袁世凯尽快召开约法会议，审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草案》。1914年3月18日，约法会议召开，审议通过《约法草案》，确定实行总统制政体，改国务院为政事堂，总理改称国务卿，另设政治讨论会、参政院。5月26日，参政院成立，沈云沛出任参政。

后来，在变幻莫测、动荡不已的政局下，沈云沛依旧不断为坚守宪政理想奔走努力，深受各方政治势力看重与拉拢，可最终因对国内时局深感失望，选择退隐休养。

1918年8月12日，享年六十四岁的一代人杰沈云沛在天津医院逝世。8月18日，北京、天津政界、学界、商界名士贤达二百多人前往天津沈宅吊唁。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发布公文，公布抚恤沈云沛的相关优待办法。民国总统徐世昌亲自主持“点主”仪式，以哀悼、褒扬这位“人曰无双”的国之英杰。随后，交通部调拨专列，安排警务人员护送沈云沛灵柩沿津浦铁路运回海州。灵柩抵达海州时，当地官员、乡绅名流带领近万名百姓在城门肃立迎灵，哀乐响彻全城。三日吊唁期间，近三万人前往沈宅祭拜。

安葬沈云沛的墓地规模宏大，配有宽阔完整的神道以及成套石像，神道尽头矗立两尊高达六米的华表，华表后方建有高大牌坊。令人痛心惋惜的是，沈云沛墓地在1967年4月遭到毁坏，其遗骸被丢弃在墓旁，三天后草草掩埋于乱坟坑中。

四、张謇与许鼎霖、沈云沛的交往与合作

张謇1885年（三十二岁）中举。1887年跟随新任郑州知府孙云锦前往郑州，协助处理黄河决口的河工救灾事务。1888年，他受赣榆知县陈廷璐邀约，前往青口担任选青书院山长，并参与纂修《光绪赣榆县志》。选青书院由许鼎霖之父许恩普出资主持修建，许恩普担任书院董事。张謇刚到青口，就受到许恩普与当地乡绅的盛情款待。时年31岁、在家丁母忧的许鼎霖与张謇相聚，他们在近两个月的相处时光里，一同游历青口、实地勘察水利、拜访书画名士、把酒畅谈文章学问。在此期间，张謇为选青书院题写楹联：“地邻齐鲁大区，愿诸生绍述儒林，广为上都培杞梓；客走江淮男子，笑十载驰驱幕府，又来东海看涛山。”

张謇与许鼎霖此后在实业救国之路上愈发志同道合，往来密切。张謇筹办大生纱厂初期资金匮乏，许鼎霖得知后毅然大额入股，同时兼任官股代表、大生股东会议长。许鼎霖发现宿迁石英砂矿藏后，邀约张謇一同实地勘察、规划筹谋、出资入股、办理报批手续，二人合伙兴办国内首家大型现代化玻璃企业——宿迁耀徐玻璃公司。1905年，许鼎霖联合沈云沛仿照张謇通海垦牧公司的经营模式，创立海赣垦牧公司。张謇为其修订章程、分享经营经验，还提供资金借贷与技术帮扶。三人互相参股投资，联手创办上海大达轮船公司、镇江开成笔铅罐厂、上海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等诸多实业。彼时张謇于通州兴办的各类企业，与许鼎霖在海州开设的实业往来频繁、深度协作，初步促成两地沿海协同开发的早期区域现代经济发展格局。除此之外，二人在苏北水利兴修、灾荒赈济、办学兴教、公益慈善、文化建设等诸多公共事业上同心协力、携手合作，共同成为推动苏北近代地方治理与建设的核心领军人物。

同样作为亦官亦商的政治家与实业家，张謇与许鼎霖在政治层面志同道合、彼此呼应配合，一同推动中国近代政治变革（改良）进程。

1905年，对君主立宪满怀热忱与期待的张謇、许鼎霖等人发起组建江苏学会（江苏教育总会），借学会的名义倡导宪政，此后又设立宪政研究会，公开宣扬君主立宪主张。1906年，五大臣出访欧美归国后不久，许鼎霖便与张謇相约，登门拜访载泽、端方等朝廷重臣，打探海外考察见闻、交流立宪构想。之后，二人联合郑孝胥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全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

1907年，许鼎霖与张謇一同组织推动苏浙铁路维权运动，并将其纳入立宪大局之中。他们一方面向外国势力力争铁路路权，另一方面上书朝廷，表示保路权的根本途径在立宪，敦促朝廷尽快实行立宪。1908年，许鼎霖两次致电朝廷，恳请开设国会，又同张謇、郑孝胥等人商议，组建国会请愿团体。许鼎霖被推选为赴京请愿代表，张謇设宴为诸位代表饯行。代表抵达京城后，向都察院递交《呈请速开国会书》疾呼：“国会者，人民与闻政治之所也。必人民得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并提议：“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这一诉求与张謇的主张完全契合。此后，张謇、许鼎霖等人先后组织三次全国性速开国会请愿活动，迫使清廷宣布将立宪召开国会的时间提前三年（1913年）。

1908年8月，江苏成立咨议局筹办处，张謇与许鼎霖同被推为成员，协同办理咨议局筹备各项事务。1909年8月，江苏咨议局召开预备会议，张謇当选临时议长，许鼎霖当选总会办；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后，张謇出任议长，许鼎霖出任副议长。在二人通力协作之下，江苏咨议局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行政监督职能，效仿西方议会制度构建地方立法体系，成为全国各省咨议局中的标杆与典范。

1910年，清廷设立中央议会机构——资政院，许鼎霖经由江苏咨议局举荐，成为钦选议员，并被推选为预算股股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许鼎霖出任资政院总裁（全国议会议长）。他在资政院履职期间，与江苏咨议局主事张謇内外呼应、立场相合，同心协力推进宪政。此后张謇转变立场、支持共和，特地致信许鼎霖，恳切劝说他放弃君主立宪主张，认同共和政体。

1913年2月，许鼎霖在张謇等人支持下，当选江苏省议会议长。不久后辞去议长职务，专任导淮会办，与时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导淮督办的张謇一同投身淮河治理工程。1914年许鼎霖妻子离世，张謇特发唁电致哀，同时恳切劝慰许鼎霖保重身体：“已逾五十始衰之年，幸勿过为奉倩情伤神之痛。”

1915年10月15日，许鼎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张謇撰写挽联悼念：“仕宦未崇，事农桑未终，所苦在华生疲于津梁，奈何无命；才辩得望，好议论得谤，乃复以贞疾厄其年寿，是则可哀。”这副挽联大意为：许鼎霖身居高位，兴办农耕实业的事业却没能走到终点；一生奔波劳碌、渡人济世，终究难违天命。他因谈吐出众获得声望，又因直言评议世事招来非议，最后身染重病早早离世，实在令人哀痛。文字间充分流露挚友诤友张謇对许鼎霖的深切了解与深厚情谊。后来陈三立为许鼎霖作墓志铭，亦是张謇亲笔书写。令人扼腕痛惜的是，许鼎霖的墓地在1966年冬季遭到挖掘毁坏，原始墓碑与张謇手书的墓志铭石碑尽数遗失。

张謇与沈云沛最早相识于何时？据有关著作称，1873年，张謇与海州沈云沛、苏州陆润庠（后来的状元）同时参加江南乡试。虽然张謇落榜，沈云沛与陆润庠中举，但三人还是成为好友。张謇1882年第五次赴南京贡院参加乡试，时任左宗棠幕僚的沈云沛与张謇及同时参加乡试的许鼎霖结为好友，并共同谋划为许鼎霖父亲申冤。

据正式文字记载，张謇与沈云沛最早相识于1894年。当年，清廷为庆慈禧六旬万寿特开恩科，张謇殿试高中状元（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沈云沛中二甲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两人于此时开始相识相交。当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两人都为力主抗战建言献策，奔走呼号。后来，在张之洞的举荐下，张謇任通州海防团练，沈云沛任连云港海防团练。1895年，沈云沛专程赴通州访晤张謇，深受启发。正如张謇所述，“雨辰自乙未至我家，观我蔬圃，感而为此，而大乃百倍之。”

1898年，沈云沛会见康有为、梁启超，并参加他们成立的保国会及有关维新活动。张謇也主张变法图强，支持维新活动，成为维新派骨干。除了政治上是同志战友，两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较为亲密，沈称张“啬翁兄”。张称沈“雨辰同年老弟”。张謇曾在日记中专门记载他试戴沈云沛老花镜的事：“用雨辰老平镜，稍合”。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再度“训政”，张、沈二人同时受挫，又恰逢父母离世，回乡丁忧，躲过一劫。

1902 年，张謇为自己五十岁生日请人绘《东海牧夫五十小像》，沈云沛为之题五言诗赞其垦牧（创业）志向。沈还赠张汉代青瓷壶、钵（今藏南通博物苑），张亦托沈采办海州植物种子供南通植物园种植。

1904年，沈云沛专程赴南通考察通海垦牧公司，向张謇讨教沿海开发经营经验。张謇倾囊相授，并特别交代，要择用爱国才子，警惕“小小殷勤之人”。沈云沛与许鼎霖筹办海赣垦牧公司时，张謇专门派人协办，并借款30万两。1905年，张謇亲赴海州考察，并审改《海赣垦牧公司呈稿》奏请朝廷获批，清廷要求“援通海垦牧公司成案，与张季直殿撰暨地方各绅等集合股本三十万两创设海赣垦牧公司”。

沈云沛还与张謇、许鼎霖等人合股创办宿迁耀徐玻璃公司、海州海丰面粉公司、赣榆赣丰机器油饼厂等企业，并参与投资张謇创办的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景德镇瓷业公司等。他们在事业上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相互成就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联合互动。

1905年、1906年，张謇与沈云沛联合江浙绅商两次联名上书，要求苏浙铁路商办，促成商办铁路公司成立。二人都在公司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力促进了江苏铁路建设。后来两人虽然对陇海铁路东端线选址有分歧，但总体上仍相互尊重和支持各自的地方发展思路。

张謇与沈云沛共同追求立宪政治。1906年，朝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以“十年或十五年为期”。张謇、郑孝胥、许鼎霖等人联络南方的立宪派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提前召开国会立宪，并函告资政院帮办沈云沛。

资政院作为中央议会过渡机构，主张不能太急。沈云沛等资政院负责人耐心向张謇等各省立宪人士介绍立宪程序及筹备情况，并相互磋商，最后达成谅解，由清廷宣布将预备立宪期明确缩短为九年，并以沈云沛主持制定的《宪法大纲》为纲领，加速筹谋立宪过渡。一年后，张謇等立宪派鉴于宪政形势的发展，声明：“九年太久，只争朝夕。”并于1910年成立全国十六省请愿同志会赴京请愿，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沈云沛与张謇会见，表示应按既定的九年预备期稳妥推进。后来在立宪派的强烈呼吁下和革命派的暴力威胁下，清廷不得不将九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为五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立宪。当时的资政院居然全体通过召开国会议案，议员高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

张謇与沈云沛在立宪大方向上一致，但在具体时间步骤上也有分歧。张的主张较急，沈的意见较缓。他们为了强国兴邦，推进政治变革和君主立宪的理念是相同的。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张謇与沈云沛都赞成受命组阁的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议和，实行民主共和。在沈云沛运作下，清政府颁发《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宣布实行议会政治、虚君共和。张謇亦致函沈云沛，主张采纳武昌起义者要求实行民主共和。与张謇一样，沈云沛完全赞同南北议和达成的四项协议，由袁世凯逼清廷退位后，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从张謇与许鼎霖、沈云沛的交往与合作中可以看出，“三名流”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求学、创业、经商、从政的人生经历，共同怀抱强国利民理想和爱国爱乡情怀，在经济、政治、文教等各个领域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借鉴，相互切磋，特别是在共同开发江北沿海地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更是同心协力，互为掎角。“三名流”的交往实质是造福于国家和桑梓的君子之交，道义之交。

五、历史的启迪

当我们完整了解“三名流”的生平事迹后，必然会对他们产生由衷的钦佩、缅怀、感念之情，也会从他们的杰出品格和非凡业绩中感悟出许多历史的意义。

（一）爱国爱乡是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三名流”的家境均不错，许鼎霖与沈云沛的家庭世代经商，富甲一方，张謇亦出生于殷实小康之家。按理说，他们都可以像一般的富裕家庭子弟一样，安安稳稳读书入仕，或经商继承家业。但他们却都自讨苦吃，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常人的异常艰辛曲折的干事创业之路，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终成一代人杰。在这背后，有着超乎常人的高尚意志品格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就是深入骨髓的爱国爱乡情怀。

“三名流”自幼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浸润，以报效国家为修身励志之第一要义。他们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外侮深重，内忧至极的危急年代。他们深知要爱国就必须救国，要救国就必须强国，而士大夫必须带头负起救国强国的责任。因此，他们义无反顾走上了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艰难探索之路。为了祖国的强盛，他们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和顺逆成败，或实业报国，或教育兴国，或政治立国，不畏艰难险阻，百折不挠，虽九死而不悔。这种高尚而执着的爱国情操，促使他们在艰难曲折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中不懈奋斗、砥砺前行。

中国传统社会中，一般的人源于血缘和宗族基础之上的家乡观念较重，有抱负的人都希望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做些事、争点光。这既为了回报家乡，也为了得到家乡人的认可。“三名流”也明显具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心态情怀。而且，他们能将崇高的爱国心与浓烈的家乡情融合起来，将强国兴邦与造福乡梓结合起来，首先全力以赴开发建设家乡，然后将事业拓展于全省、全国。这构成了他们人生创业奋斗的共同特色。

张謇认为，“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因而在家乡南通兴办实业，普及教育，全面建设，硬是将一个偏于一隅的边缘小城打造成“模范县”“中国近代第一城”。许鼎霖明确表示：“中国贫弱如此，苟不自实业入手，则国必戚，民必日困，安有富强之日！”“地方多一公司，即可藉养若干平民；平民多可潜消地方隐患；货物多可以征收关市捐。”也就是说，在地方上兴办实业可以利国利民，强国助乡。沈云沛也是家国一体谋事创业。他是身兼政府高官的实业家，力推家乡海州实业创办，沿海开发，铁路建设。张謇评论他是“君子达而在上，则谋实业以培天下之元气；穷而在下，则谋实业以濬一方之利源。裕国裕民，计固无逾于此。”

由此可见，发自内心的爱国爱乡之情和兴国兴乡之志，是“三名流”奋力开拓、建功立业的不竭动力。今天，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依然要发扬光大爱国爱乡精神，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祖国和家乡建设好，发展好。

（二）杰出的学识才能是强国兴乡的基本条件。

“三名流”无论是参与中央政府的治国理政，还是致力于地方治理，包括兴办实业和教育，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为强国兴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除了崇高的品格和远大的志向以外，他们之所以能在复杂艰难的时代背景下建功立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具有超常的学识和才华。

作为读书人，“三名流”都获取了传统社会的最高“学位”——进士，登上了科举金字塔塔顶。可以说他们是当时最聪明、最有文化知识的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也不是只知四书五经的儒学门生，而是通晓古今，融汇中西，知识广博，见识卓越的大“知识分子”。张謇对哲学、艺术、宗教、教育、建筑、水利、林艺、市政等各个领域几乎都颇为精通，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许鼎霖通晓外交、刑律等知识，对现代城市的市政管理和警察建设颇有研究和建树。沈云沛除了具有实业、农垦、教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尤精宪法、铁路等知识，是宗师式的人物。

“三名流”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才能出众。他们知行合一，以知识为才能提升的基础，以才能发挥运用和拓展知识，以知识和才能推动实践，干事创业。他们在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不断学习积累知识，锻炼增强才能，他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实业的开创拓展方面显示突出的才能，在治国理政、地方建设等方面也表现出非凡的能耐。

从“三名流”的身上可以看出，要想强国兴乡，建功立业，优良的学识和才能必不可少。今天现代化的建设者、开创者，应牢记这一点，不断增强学识，提高能力。

（三）江北的开发建设必须联动配套

江苏的江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由于自然地理及人文历史等多种原因，往往滞后于江南地区。放眼全国，沿海地区一般都较为发达富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地”，而江北的沿海地区由于无法以深水大港带动海洋经济的发展，却成了江苏发展的“洼地”。同时，经济滞后造成的教育文化水平的低下，也影响了百姓的勤勉敬业。沈云沛作为海州本土乡绅，常向张謇提及海属，“俗悍难治”，主张借垦牧工厂吸纳游民，化“惰民”为“佣工”。张謇也认为当地民众朴厚，但闭塞保守，需实业教育开化。

以兴国助乡为己任的“三名流”，意识到江北的开发建设必须综合统筹，配套联动。其一，实业与教育要互动互促。他们在创办现代实业的同时，兴办现代教育，以实业助力教育，以教育反哺实业。其二，产业结构要完善合理，农、工、商齐头并进。他们从江苏沿海地区的特点出发，兴农垦、搞加工、办纱厂、通运河、建铁路、促商贸，使传统的单一农业经济向现代的多元经济转型，使江北沿海地区初步呈现出现代经济的雏形。其三，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三名流”以协同合作兴办沿海垦牧业为基础，跨地区推动各行各业发展，促进了南通、盐城、连云港三个沿海地区之间的工业、交通、商贸、人才、金融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互补、共生。事实表明，江苏的沿海地区一体化联动发展是江北振兴的必由之路。其四，地方经济现代化必须与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三名流”在江苏江北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特别重视地方自治、完善法治、风俗教化等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力求通过治理的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在这方面，张謇在南通的实践经验尤为宝贵。今天，江北地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若能走在前列，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就能走在前列。

当下，江苏江北（沿海）地区正发挥后发优势，奋力赶超，在谱写中国特色现代化江苏新篇章的过程中，“三名流”等先贤关于联动配套开发建设江北的思路和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扬光大。

（四）历史终究会公正看待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

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外强欺凌、内政不堪的情况下艰难起步的，且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及思想文明观念都与现代性不相匹配，因而早期的探索者、开拓者既备尝艰辛，又难以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同，更难以做到尽善尽美，这就使得像“三名流”这样的先驱者生前身后都会引起争议乃至非议。在生前，人们或许因为认知和利害问题，对他们误解、不满。在身后，人们或许因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题，对他们刻意抹煞、打压。特别是在极“左”思潮和势力极为猖獗的“十年动乱”时期，“三名流”无不被作为“反动分子”看待，甚至都被掘墓毁尸，被看成历史的罪人。所幸的是，历史从来不会永远被颠倒。改革开放以来，对各方面的历史及历史人物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三名流”终于恢复了应有的历史面貌和历史地位。对历史功臣的肯定，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同时也会激发后来人不断为历史进步努力奋斗。对早期现代化开拓者的公平对待，会使后来的奋斗者增添无穷的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先行开拓者的精神和经验，也需要后来者不断传承光大。“三名流”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开创性贡献永远不会磨灭，他们杰出的思想才华和不朽业绩永远值得后人敬仰，他们饱含爱国爱乡情感的现代化追求永远激励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