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9日下午，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罗一民赴无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围绕“张謇和师范教育”作专题讲座。参加此次活动的领导还有江苏省卫健委原副主任、巡视员徐东红，江苏省人大外事委原主任邵伟明，东南大学教授博导张宗庆，江苏省农信社原总法律顾问吴立香，无锡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原无锡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江南大学教授辛望旦，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李桂英，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陈云霞，校党委书记郁宝荣，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瞿立新及350名师生代表共同参加活动，活动由瞿立新主持。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和企业家，张謇对师范教育特别重视，直接创办和参与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几所师范学校，被誉为中国近代师范的创始人。今天，进一步考察和总结张謇创立师范和推动师范建设的思想实践，对于办好师范学校，促进师范教育事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

在清朝末年，师范学校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类型。按张謇的说法，“用国税者曰官立，用地方税者曰公立，用民人私产者曰私立。”1901年初，张謇本想在家乡通州创建公立师范学校，并与沙元炳等人联名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于是，张謇便用自己和民间的钱财创办私立的通州师范学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也是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

张謇在1902年阴历2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他与对师范教育颇有研究的罗振玉，去拜会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议办师范学校的事，但刘身边的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均不赞成。刘“复语我此事难办，叹息不已。乃谋自立师范学校，计所储任办沙厂以来不用之公费，五年本息环生可及二万圆，加以劝集，或可成也。”

1902年10月15日，张謇发表《通州师范学校议》，宣告通州师范学校正式创立。1903年4月27日，通州师范学校正式开学。学校初创时，占地41亩，校舍500余间，设有师范四年制本科、两年制简易科和一年制讲习科，另外还分设了农科、蚕科、测绘科等实业性、专业性较强的科班。

由于张謇认为“师范为教育之母”，“兴学之本，惟有师范”，充分认识到师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对创立通州师范学校，几乎倾注了他当时的所有物力和心力。他亲任学校“总理”，无论是筹款、征地、校园规划和设计施工，还是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师选聘、学校管理，乃至校舍如何编号及学生用多高的桌椅，他都事事操心，样样操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师范乃鄙人血汗经营之地”，“家可毁，不可败师范。”他在“通州开学致教习监辞”中说道：“全赖诸先生俯鉴微忱，陶冶我州学子，能为他日普及教育之良师。鄙人虽为诸先生拥彗却扫不敢辞命。”学校曾聘请多名日籍教师和王国维、江谦、陈衡恪、杨廷栋、欧阳予倩、朱东润等学界名流任教。

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的开学演讲中，郑重说道，“愿诸君开拓胸襟，立定志愿，求人之长，成己之用，不妄自菲薄，自然不妄自尊大。忠实不欺，坚苦自立，成我通州之校风。”这既是对学生的勉励和期望，又是张謇自身品行的写照。他正是凭着博大的胸襟、过人的勤勉和“忠实不欺，坚苦自立”的精神，才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成就了包括教育事业在内的各项早期现代化事业。

张謇在通过师范学校正规培养师资的同时，还倡导以讲习所、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快捷培训和输送出教师，以适应普及教育的需要。他主张乡村和垦牧区选派人员来通师短期学习后再回校任教。“南通师范附设特班，由各公司向所在县教商会、商择高等小学毕业生五六人送通肆习师范，间一年加一班，学费由各公司补助，毕业之后，即充各该公司国民小学教员，责尽义务四年，以后公司不续订者，各听自便。”

张謇认识到“学必有师”，因而对师范教育情有独钟，除了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外，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盲哑师范、母里师范、两淮寻常师范、甲种师范讲习所、乙种小学教员讲习所等。这些师范学校的创办，为南通的普通教育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急需的教师人才，为南通当时构建的以三百七十多所新式学校为主体的现代教育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的南通，被美国教育家杜威称之为“中国教育之源泉”，今天则被誉之为“教育之乡”，且普通教育在全省全国名列前茅，这与张謇当年创办通师等师范学校，密不可分。

二、支持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公立师范学校

本次活动由瞿立新主持

中国近代最早的公立师范学校——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是沙元炳于1902年9月创建开学的。这所学校创建过程中，张謇一起参与了谋划和建设。

沙元炳是如皋人，与张謇同为1894年恩科进士，同在翰林院供职，同样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告假辞官“经营乡里”。他们都是南通江海平原上走出来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而且两人在事业上相互帮助支持，友情深厚。

沙元炳认同张謇“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与张謇一样，在家乡一手办教育，一手办实业，而且在办教育过程中也是把办师范放在优先位置。他先是在1901年与张謇联名上书两江总督，建议创办师范学校。后来，他利用曾任过如皋县官及与现任县官关系较好的条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公立（县立）师范学校。

沙元炳在创办师范学校时，得到了张謇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据《江苏省志》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至五月间，翁同龢的学生、翰林院编修沙元炳两次赴南通与张謇、李磐硕等研究创办公立师范学堂的办法和章程。”如皋县知事拨出6460亩学田租金等款项作为办校经费。经张謇与沙元炳共同商议，学堂建筑参照日本弘文学校图样，融合中国明清书院风格。校舍分东、中、西三路，以中路为中轴线向两翼铺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廊檐穿堂格子窗”，拱式卷棚，回环曲廊，互相连通，阴晴无碍。校内核心建筑“贵全堂”匾额由张謇题写。玉兰苑影壁上嵌有汉白玉“如皋师范学堂”六个大字，其中“师范学堂”为郑孝胥来校时所题，“如皋”二字为张謇后来补书。目前，该校的原址、原貌及办学风格，基本得以保留，被誉为“中国师范教育的活化石”。

张謇与沙元炳几乎同时在1902年初开始筹建各自的师范学校。在筹建过程中，两人共同商议办校宗旨和具体方案，而且相互参与对方办学方案和选址等方面的谋划，相互有很大帮助。两所号称中国第一个公立师范学校、第一个私立师范学校，前后在半年内相继开学，堪称中国师范教育开创性大事件，两位学校创始人，犹如闪烁在江海平原上空的“双子星”，光芒四射，令人景仰。

三、参与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官立）师范学校策划

师范学院院长殷娴向罗一民赠送了《顾倬教育文集》

创办于1898年7月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批国办”的“国立”大学（按照张謇的分类法，也可称之“官立”）。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所非独立设置的国立师范学校的诞生。1908年，师范馆独立设校，改称优级师范学堂，后为北京师范大学。张謇与京师大学堂及国立师范学校的筹划和创建，均有一定的关联。

1898年4月，正当戊戌变法进入高潮，各种新政迭出，教育变革包括建立现代型的大学，也提上了紧迫的议事日程。这时，协助光绪皇帝搞变法的重臣翁同龢要自己的学生、翰林院修撰张謇草拟创建大学堂方案。当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张謇拿出了初稿并当面向翁汇报。据张謇的当天日记记载：“拟大学堂办法，宜分内外院（内院已仕，外院未仕）；宜分初、中、上三等；宜有植物、动物苑；宜有博物院；宜分类设堂；宜参延东洋教学；宜定学生膏火；宜于盛大理允筹十外万，酌量宽备；宜即用南苑工费；宜专派大臣；宜先画图。与仲波大致同。虞山谈至苦。”从这里可以看出，从院科设置、教学体制、学堂布局及配套、学生待遇、办校经费、政府管理、筹办步骤等，张謇均有周详考虑。事实上，后来京师大学堂的筹划和创设，有意无意的采纳了张謇的意见。

遗憾的是，未等张謇提出正式办校方案报批，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便被开缺回籍。当天的张謇日记写道：“所系甚重，惊心京京，朝局自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面对危难政局，张謇已无心亦无法进一步考虑创办大学堂的事。

所幸的是，“革命自有后来人”，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接续了大学堂的筹划工作，由他起草筹办大学堂折和《京师大学堂章程》，由张荫恒奏陈。梁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述：“三令五申，诸大臣皇不知所出。盖支那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商人来属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与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五月十四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与张謇的办校方案有许多共同之处，包括张说“宜参延东洋教学”，梁说“略取日本学规”等。在张謇与梁启超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包括光绪皇帝的督促支持下，京师大学堂终于在1898年7月正式建立。

有意思的是，朝廷看中张謇的办学意见及他自身的学养声望，于京师大学堂刚建立的7月份，由总教习孙家鼐奏荐张謇为京师大学堂的教习（相当于副校长）。张謇由于已察觉到戊戌变法即将终结，京城不可久留，便以自己创办的“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由，辞大学堂教习职，并向翰林院请假，匆匆南归回乡。不久，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果然在血雨腥风中宣告失败。

1900年底，因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而出逃西安近一年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励精图治”，宣布实行“新政”，要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变革。这时，张謇相机而动，于1901年2月精心撰写了阐述全面变革主张的《变法平议》。在这篇警世宏文中，张謇在教育变革篇章中特别谈到了师范学校的问题。“宜各府州县先立一小学堂于城。小学堂中先特立寻常师范一班。选各府州县学诸生，年二十至四十、束修自爱、文理通畅者，四五十至七八十人，视学大小为人数多寡，延师范教之。三月后，试令分教小学堂学生。由地方视学官，每月会同师范师，试其学业教法之进退，而等具优绌……第三年即以先立之小学堂为中学堂，仍并寻常师范学堂于内，兼教西文。而别立高等师范学堂，凡学生皆纳善金，数各随地酌定。是为官学。若绅富私立或公立者听便。建议之始，报明视学官转报文部给予准据。学堂教育章程及课本书与官学同，考试给凭出身亦同。第四年，各省城立专门高等学堂。第五年，京师大学堂可立矣。”从此可以看出，张謇对发展师范教育特别看重，而且有一套系统周密的考虑，特别是对于京师大学堂可设立专门的师范学校，很有前瞻性。在张謇发表意见的第二年，京师大学堂果然在1902年设立京师堂师范馆，1908年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设校。

另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被称为中国师范三大源头之一的南洋公学师范院，为盛宣怀在1897年创办。盛宣怀在创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时，把师范和小学设在学堂的优先地位，“师范、小学，尤为学堂先务中之先务”。他在1897年3月，“考选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设师范院”。这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师范学校（暂未独立设置）。这所隶属于“官立”南洋学堂的师范学校，创立的时间明显早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及通州私立民办师范学校和如皋公立师范学校。

张謇与盛宣怀于1897年3月在上海第一次会面，后接触频繁。两人都热衷于搞实业、办教育，在思想上有很多共同点，在行动上亦有合作和呼应。当时盛宣怀正在创办南洋学堂师范学校，张和盛是否议论过此事，待考。

从以上张謇创办和助推中国近代最早的师范学校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张謇关于发展师范教育的思想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强国，师范为先。张謇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所从事的一切事业包括教育，均从救国、报国、强国出发。他认为“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一国之强，基于教育”，“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那么，如何办好作为强国之基的教育呢？他认为，要形成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女子教育、社会教育乃至慈善教育。而在这个教育体系中，师范教育占有至关重要的关键地位。他清晰认识到教育体系中各单元的相互关系，“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因而强调，“师范为教育之母”，“兴学之本，惟有师范”，必须优先发展师范教育。他深刻意识到，师范是培养教育人的教育机构，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工作母机，是“教育之母”，其状况如何，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学生和教育水平，乃至整个国民素养和国家“软实力”。他对比世界各国强盛之道，指出，中国：“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更无与。”而“普及之本，本在师范”。正是有了如此宏阔的视野和超前的思想理念，张謇才会不遗余力地大办师范，乃至发誓“家可毁，不可败师范”。

（二）开拓创新，敢为人先。敢于和善于开拓创新是干事创业者的基本禀赋，也是事业成功者的必备条件。张謇正是因为开拓性地干了别人不想干、不敢干的事情，创造性地干成了别人未干成的事，才全方位创造了中国近代诸多第一，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优秀的先驱者。他兴办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同样如此。在清朝末年，当大多数人尚不知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师范教育为何物时，张謇就竭力予以倡导和创办，并历经艰辛，力克困难，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女子师范等师范学校。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壮举。

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他在学校建制、经费来源、教学管理、教师选聘等各个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开拓创新的举措。就拿课程设置来说，通师“讲求教授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文法、理化、测绘、体操诸科学”；学制则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和社会需求，分一年制的讲习所、两年制的简易科、四年制的本科。张謇还倡导“自得主义”教学方法，即对教师来说，应根据学生的个人禀赋、个性特点因材施教、顺势而为；对学生来说，则在老师的自然育导下，养成学习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从而自得其乐，各得其所。另外，我国师范延续至今的教学实习制度，实属张謇首创。通师创立时就规定，即将毕业的师范生须到附属小学实习，试用上课并接受同门和教师点评，同时将实习纳入对师范生的整体考评。

张謇在办学过程中，还有许多创举。例如，他结合师范学校的教学需要，在1904年开设博物苑，“蒐集中外动植矿工之物，乡里金石，先辈文笔，资我学子察识物理。”之后，南通博物苑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民间博物院。他在1906年在师范学校附设农科，后发展为农业专门学校和私立南通农科大学（江苏农学院前身，扬州大学源头之一）。1912年，通州师范学校因“规模宏大，成绩昭著”，被省政府改为“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成为第一个由私立师范学校转为省管的公立师范学校。

（三）“祈通中西”，开放包容。作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紧随时代文明潮流奋勇前行的现代化先驱，张謇在兴办师范教育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吸纳世界各国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经验，并与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西合璧、融通古今的现代师范教育范式。

通州师范学校实习农场

张謇认为，师范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等，“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必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纳方。”他还仿日制增加选修性质的随意科，让有所侧重的本科生选修，以此“多备进取之途”。通师的课程设置，既包括了中国传统的历史、修身、伦理等，也有英文、测绘、体操等西学科目，而且偏重于西学科目。

在师资选用方面，张謇打破只能在省城公立学堂聘用外籍教员的规定，在民立的通州师范聘用了多名日籍教员，并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和引领作用，使通师真正成为一所具有现代色彩的师范学校。后来，学校逐步增加了自身培养的优秀师资，并通过深化改革教师聘任制，使中外双方的教师优选优用，各展其长，相得益彰。同时，通师还资助成绩优异的学生出国留学进修，使他们学成回国后，既在通师发挥教育骨干和“祈通中西”的纽带作用，又在当地学界和政界崭露头角，积极推动地方建设。

张謇在兴办师范教育的过程中，不仅看重“西学”，也重视“国学”，尽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并使之与近代新式教育融为一体。他对儒家注重伦理的教育思想、讲究教育方法的教育思想、强调武备的教育思想，十分推崇，并努力在创办新式师范学校中予以践行。他甚至认为，《礼记》中关于诗书礼乐射御教授课程，“其理论合于师范养成教员之用”。张謇在通州师范礼堂的题词，最能反映他祈通中西、开放包容的办学思想：“极东西万国推崇教育大家，先贤亦云吾学不厌诲不倦；合周秦诸子受裁于狂猬一体，后生有志各尊所闻行所知。”

（四）争当模范，严谨细致。通州师范学校在创立时，就注意教学体制和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和现代化，因而成为当时的中国民立师范的榜样。在教学方法上，张謇力推当时在国际上较为先进的单级教授法和赫尔巴特学派五段教授法。所谓单级教授法，就是由一位或两位教员在一个课堂内，同时教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学生，以改进和完善当时单级小学的课堂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所谓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是由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创立的一种教学理论和方法。该教学法由五个相互联结的教学过程构成：即一预备（提出问题、说明目的）；二提出（提出新课程、讲解新教材）；三联系（比较）；四总结；五运用。这种适应新式学校的现代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有着极大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使通州师范学校的教学水平一跃跨进全国先进行列。通师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不仅惠及南通和江苏，而且影响全国。

张謇一生模范意识很强，他处处以圣贤为榜样，除了自身在品行修养方面做模范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各项事业中，也努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他能把家乡南通打造成全国响当当的“模范县”和“中国近代第一城”，均与他浓厚的“模范意识”有关。他在兴办师范教育时，这种“模范意识”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1、要办最早最好的师范学校，以示范引领家乡和全国的师范教育；2、要师范学校的老师为人师表“求于五洲，合智育体育；愿为诸子，得人师经师”，既是教学问的“经师”，又是品性榜样的“人师”，在各类学校的教育中和自己的学生面前做模范；3、要师范的毕业生注重“范”的涵意，严于律己，在整个教育系统做模范（“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

在这种模范意识的激励下，张謇办学特别注重严谨细致。“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即是他对通州校风的核心要求，也是自身在兴办师范教育过程中的精神品质写照。张謇深知无规矩不成方圆，为了通师的创建和运行，他精心制定和汇编印发了整套《通州师范学校章程》，其中包括《通州师范学校管理章程》、《通州师范学校职务章程》、《通州师范学校学课章程》、《通州师范学校教习考核章程》、《通州师范学校招集生徒章程》等。这些规章制度的精细制作，极大地推进了学校的精细化管理及取得应有成效。张謇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亦很严格。他在1904年1月3日“师范学校年假演说”中教导学生说：“校章者，管理法也。监理能行，诸生能守，是为范之正轨；今日能守，异日能行，是为范之结果。”他还在1904年3月7日师范学校第二学年开学演说中指出 ：“尤有一说，为诸生进。赏罚者，整齐一校规则，锐厉一校精神之具也。去年何人以何事而赏，何人以何事而罚，诸生当共明之。”

在实际校务活动中，张謇也以身作则，对看似不太重要的“小事”，亲力亲为，细致入微。例如，在通师创建开学的头一天晚上，他和庶务主任手持蜡烛仔细查看校园各处，发现未定牢的门牌，亲手重订，并细心检查和调整厨房与厕所的布置。还特别交待：“办学堂，要注意这两处的清洁。”在第二天的开学典礼上，张謇谆谆告诫新生，“肯理会，肯担任，自然不惮烦琐，不逞意气，成己成物，一以贯之。”这又何尝不是张謇自己优良品质和细致作风的充分表现！

总结张謇开创性的兴办中国早期师范教育事业，是为了弘扬先贤光辉业绩和宝贵经验，推动当代师范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范为本。让我们认真贯彻九月十号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繁荣师范教育事业，为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从而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