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张謇与唐文治的教育情怀

罗一民

2026-04-24

2026年4月7日上午，南通大学举办张謇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席专家聘任仪式暨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南通大学研究与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罗一民出席仪式，并做客“精进讲坛”社科名家报告会，作题为《张謇与唐文治的教育情怀》的专题报告。

“张謇与现代化”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在中国近代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烈变革中，民族危机与社会变革的双重浪潮，催生了一批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实业家与教育家。张謇与唐文治作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虽人生路径不完全相同，但两人在教育、实业、政治等多领域形成深度交集，更因身处相同时代语境、受相同传统文化熏陶与西学影响，其教育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共性特质，共同在近代中国教育转型进程中，奏响了“教育报国”的时代强音。

唐文治像

张謇与唐文治交往渊源颇深。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謇经商部左侍郎（后为署理尚书）唐文治等人不断举荐上奏，由光绪帝“着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唐文治主理商部时，明定商政宗旨为“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血商艰，培植商家元气，减轻担负，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张謇任顾问官前后，收到唐文治两次邀请，先是邀往上海创办“商会及丝茶大公司”，稍后又邀往北京“兴办工商事”，张謇虽未成行，但两人坦诚相见，互视对方为“同志”，在日后的事业中相互帮助。

张謇创办的渔政船——福海轮

早在张謇与唐文治相识前，张謇即提出“中国渔业公司关系领海主权，宜合南、北洋大举图之”的主张，有关创办渔业公司的呈文送到商部后，唐文治即上奏朝廷，得旨准行。江浙渔业公司成立后，张謇向唐文治举荐由袁树勋或郑孝胥担任公司总理，唐文治反复权衡，最后仍以张謇为总理，体现了唐文治对张謇的器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又向唐文治提出在渔业公司附近“设水产、商船两学校”，以培养渔业、航运人才的建议，得到唐文治的响应。当年，张謇筹集部分经费，并在上海吴淞炮台湾购置地皮，着手筹建商船学校。此事虽因种种原因未竟，但他在不久即将所筹经费及炮台湾所购地皮捐给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唐文治任学堂监督），以为该学堂筹建商船厂学校之用。1909年，该学堂创设船政科（现上海海事大学前身）。民国元年（1912年），吴淞商船学校成立，张謇向唐文治力荐曾任海军总长的萨镇冰为校长，办学成效卓著。

1905年，张謇创立江苏学务总会（后改称江苏教育会），担任了四年会长。宣统元年（1909年）教育会改选领导人，张謇力荐唐文治担任会长，自己改任副会长（尽管张謇在改选时得票仍然最多）。这一方面是源于张謇与唐文治的友情，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张謇对唐文治创办上海高等实验学堂与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等新式教育的高度赞赏。张謇与唐文治在江苏省教育会中互相尊重，前后搭档了三年。宣统三年（1911年），张謇在北京中央教育会大会上被学部任命为会长，唐文治参加并主持了大会，张謇则以会长身份致辞。

辛亥革命发生后，唐文治与张謇、伍廷芳等人联名致电清廷，吁请清帝逊位，同意共和。民国建立，张謇与唐文治同被推为参议员。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称统一党后，张謇任该党理事，唐文治为评议员。中国矿学会建立，张謇任名誉会长，唐文治为名誉会员。马相伯、刘灵华发起创办中华模范地方自治讲习所，张謇与唐文治同在赞助人行列。张謇发起建立苏社，唐文治亦在发起人之列。苏社成立时，张謇任理事长，唐文治为理事。1920年，张謇与唐文治等联合致电徐世昌与国务院，就江苏省长人选，呼吁“迅就苏人中择贤任命，俾尽故乡公仆之责”。后来南通海安人韩国钧得以任省长。1922年，张謇与唐文治等联合致电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反对解散交通大学董事会，提醒“沪校学潮，舆论极为注意”“似应博采众议，速定方针，以维学务，而慰群望”。1923年，张謇与唐文治等联合致电黎元洪与国务院，为韩国钧遭不实之词辩护，“韩省长莅任以来，尤能砥砺廉隅，孜孜求治……诚虑不根之言，淆惑听闻，用特公电陈明，俾息浮议”。1924年，江苏兵灾善后救济会建立，张謇被推为会长，唐文治为副会长。张謇与唐文治的密切合作成为历史佳话。

一、同锚实用：张謇“实业导教育”与唐文治“致用兴实业”

将实业发展与教育建设深度联结，是张謇教育思想中极具个人特色的核心内核。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让张謇深刻意识到，唯有实业与教育协同发力，方能为国家寻得救亡图存之路。他鲜明指出：“天下将沦，唯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这一论断，不仅奠定了其“父教育、母实业”和“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基调，更将二者视为救国兴邦的两大支柱，强调二者需相互支撑、相得益彰。

在张謇的认知体系中，实业与教育的联结并非简单的并行发展，而是呈现出“辅助与改良”的双向互动关系。他进一步阐释：“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这种双向关系的背后，是张謇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清醒判断。在论及创办大生纱厂的初衷时，他直言：“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闇蔽不足与谋，拥资者由乖隔不能与合。”他深知，彼时当政者缺乏对教育的长远眼光，拥资者又与有志教育者存在隔阂，因此唯有亲自投身实业，通过实业经营积累资金，才能为教育振兴提供稳定的物质保障，打破“无实业则教育无根基”的困境。

为更形象地界定实业与教育的关系，张謇提出了著名的“父实业，母教育”观点。这一比喻将二者比作家庭中的父母双亲，既凸显了实业作为“父亲”的支撑作用——教育发展需依靠实业提供的资金资助；也强调了教育作为“母亲”的滋养功能——即“教育又为实业之母”，通过教育培养专业人才、传播先进技术，反哺实业改良升级，最终实现“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的良性循环。

这些深刻的思想认知，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被张謇全面融入实业与教育的实践中。在南通创办大生纺织企业后，他随即设立纺织染传习所，为纱厂培养掌握专业技术的工人与管理人员；在开拓通海垦牧事业的过程中，于1903年创办农学堂（这也是张謇创办的首个职业学校），推动盐垦技术与农学知识的融合，助力垦牧产业科学化发展；为满足修筑公路、发展长江航运的需求，他先在相关学校开设测绘、土木工科，培养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后又筹办河海水利工程学校和吴淞商船学校，填补水利和航运领域专业人才的空白；针对地方银行发展与实业经营对财务、商务人员的需求，他先后开办银行专修学校、甲科商业学校，为金融与商业领域输送实用人才。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张謇对实业与教育的联结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他总结道：“数年以来，竭蹶经营，薄有基础，益见实业、教育二事，有至密至亲的关系。”这种从实践中提炼出的认知，既是张謇实业教育实践的精华性经验，也成为其教育思想中极具时代特征与个人色彩的闪光点，为近代中国实业与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本。

建于1933年执信西斋南侧的饮水思源纪念碑

唐文治于1907年接掌上海高等实验学堂，后来该校与其他学校合并，正式成立“交通大学”。唐文治筚路蓝缕十三年，为交大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唐文治在执掌交大（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之前曾经长期在清廷农工商部任职，很早便萌发了“求实学、兴实业”的事业构想。执掌交大后，他即刻明确办学宗旨，以“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核心，开启了近代工科教育的拓荒之路。当年学校校歌歌词突出：“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集中体现了唐文治的尚实办学思想。1907年，铁路专科建成，成为交大高等工程教育的起点；1908年，电机专科设立，首开我国电机工程教育先河；1909年，航海科创办，为我国高等海航教育奠基（后独立为吴淞商船学堂）。民国初年，他又将铁路科、电机科调整为土木科、电气机械科，参照欧美大学章程完善课程与管理；1918年，开创性添设铁路管理科，在全国首推“工程教育与管理结合”模式，同年将学制延至4年，同步扩展学生规模、师资与实验设备。到五四运动前后，交大已成为全国工科教育的重镇。1918年在校专科生175名，占全国高等工科在校生的18.7%，教育部评价“该学校程度实在高等以上”，社会亦认可“本校功课与欧美各大学相亚”。唐文治在自订年谱中欣慰写道：“于是专科凡三，初具大学规模矣！”更断言“中国东南各省无大学，于此盖始基之矣”。果不其然，唐文治离校后的第二年即1921年初，交通大学“水到渠成”地改组成立，一所以工为主、工管结合的近代大学终于形成。唐文治因其在我国近代工程教育上的一系列卓有成绩的开创性贡献，而被后世尊称为“工科先驱”。

二、守正融西：张謇“祈通中西”与唐文治“中体纳西学”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浪潮中，教育领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本土与外来的融合，张謇与唐文治作为近代教育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他们都是“中体西用”文化方针的坚定崇信者。他们既拒绝盲目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充分肯定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教育价值，又积极吸纳西学的有益成分，极其注重运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开展道德育人，强调品行与学识的统一，致力于造就出中西知识兼备、“体用”功能完善的实用人才，为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探索出一条兼具本土特色与时代适应性的路径。

张謇还就课程设置明确提出“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至凿圆而枘方”的办学原则，强调教育发展既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吸收世界先进教育理念与经验，又要立足本国国情，充分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实际需求，通过不断调整与完善，实现教育与国情的适配。早在1901年，张謇就在《变法平议》中针对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提出建议，将“普兴学校，酌变科举”列为“新政”的首要任务，并围绕兴学目标详细提出了办学的次第、具体步骤与实施方法，为近代教育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在学堂性质的定位上，张謇主张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行发展、相互补充，二者缺一不可；在实业教育的布局方面，他进一步提出，各府、州、县应根据地方实际需求，设立警察、法理、农业、工业学堂、高等商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各类实业相关学堂，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专业人才。

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张謇秉持强国兴邦的理想追求，参考借鉴欧美和日本的经验，始终以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创办了各类贴合实际的实业学校。1902年，张謇率先着手筹办师范学校，为后续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师资基础，随后又先后兴办了初、高等小学、中学以及各类实业学校。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正式将实业教育纳入国家学制系统，将其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等级，这一学制设计与张謇此前的教育理念高度契合，进一步印证了张謇教育思想的前瞻性与合理性。在张謇创办的教育体系中，初级学校不仅包括垦牧初等小学、垦牧高等小学等常规学校，还涵盖了相当于训练所和职业专修班的附设科，如女红、保姆、桑蚕、镀镍等传习所，以及通州师范附设的测绘、工农等科、通海五属公立中学附设银行专修科、工人艺徒学校等，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初级教育格局。在此基础上，张謇根据实业发展的需求，推动教育逐步向中、高级层次迈进。

张謇创办的这些学校，在纵向维度上构建起初、中、高三个层次相互衔接的教育体系，确保人才培养能够循序渐进、逐步提升；在横向维度上，紧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覆盖多门类、多专业，满足不同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在教育类型上，既包含正规的学历教育，也有短期培训与特殊教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学制设置上体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既有长至数年的系统培养学制，也有短不过月的专项技能培训学制；培养对象广泛，既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也为成年人提供技能提升的机会。张謇融会中西的办学方式，既为近代中国实业发展输送了大量合格的专业人才，也进一步推动了“中体西用”理念在教育实践中的深度落地与践行。

1918年唐文治与交大土木电机科毕业师生合影

与张謇聚焦实业教育体系构建相呼应，唐文治在筚路蓝缕初创我国近代工科教育的过程中，同样以“中体西用”为内核，既积极借鉴西方教育经验，又坚守传统文化根基。他曾在清政府外务部协办外交，并以参赞身份随清廷专使载振前往欧美各国访问考察四个月，具有较好的国际眼光和开放思想。在教育模式的引入上，他从教员选聘、教材编写到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均大量吸纳西方现有经验，学校半数以上教师均为外籍教师，并用英语讲授英文原版教科书。但他在“拿来”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力避“食洋不化”的清醒认知。他曾谆谆告诫师生：“我国科学幼稚，承学之士取资于西国载籍。其间地力民能异势，广谷大川异形，其善于彼者未必适于此，其所以为利者，或所以为患者也。是则更非惯历其间，善于会变不为功。”为实现“善于会变”的目标，学校每年暑假都会组织师生前往各路矿工厂、山川河海开展实习试验，力求将西方课本知识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真正实现学理的本土化应用。在清末民初倾力移植西方教育的背景下，西方教育这一“舶来品”的水土不服症候尚未完全显现，唐文治这份对西学的理性认知与“会变”思想，更显难能可贵。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唐文治在办学过程中尤为注重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精粹，尝试将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以实现实用价值，谋求儒家精神的现代传承。他将国粹视为传承中国数千年优良文化的载体，在执掌交大期间，始终以宣扬国粹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格外重视国学教育的开展。他曾将国文比作国民之精神，直言：“夫国货者国民之命脉也，国文者国民之精神也；国货滞则命脉塞，国文敝则精神亡，爱国者既爱国货，先当维持国文，此读国文为救世之第二事也。”在他上任后不久重订学校宗旨时，便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核心目标后，特意补充“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明确将国学教育纳入工科人才培养的核心体系。

唐文治编撰的各类国文读本教材

唐文治著作《茹经堂文集》

在唐文治看来，国文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说：“国文者，国民之精神也。”为切实加强国文教学，学校于1908年增设国文科，其地位与铁路、电机两专科并行（不单独招生），主要负责统筹国文教学工作与组织课外国文活动，这一举措堪称我国高等工科学校设立中文系的先河。国文课本均由唐文治与学校国文教师共同编写，其中唐文治亲自编撰的《曾子大义》2卷、《论语大义》20卷、《孟子大义》7卷等数十卷教材，均以经学精华为核心，旨在通过阐发孔孟之学、宣扬儒家大义，陶冶学生性情、培育道德品格。在教学实施层面，国文科设立后，学校随即组织每周日上午的课外国文教学。唐文治坚持亲自授课，结合道德教育为学生讲授经学，十余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即便在主持校务后期双目近失明时，仍坚持坐镇讲坛，背诵经文一字不差，讲解精微透彻。此外，他还主持设立国文研究会，组织每年举办一次涵盖大、中学生的国文大会（作文比赛），截至1920年的13年间从未中断。他不仅亲自参与命题，还遴选历年国文大会的优秀文章，编成《南洋公学新国文》，由商务印书馆代售，成为当时风行一时的语文课本。纵观唐文治的教育事业与成就，其在南洋公学时期引导学子“探乎《诗》《书》之源，涉乎儒林之圃”的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后续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重要预演，也进一步印证了“中体西用”理念在其工科教育实践中的深度渗透。

1910年唐文治与交大足球队

三、扎根实践：张謇“学堂联工厂”与唐文治“工科重实操”

近代的中国教育界受传统教育范式影响，普遍存在“重知识轻实践”的倾向，理论与实业需求脱节。在此背景下，张謇与唐文治在办学实践中均以“强化实践”为核心突破点，将书本知识与实操训练深度融合，为近代实业教育注入实践活力。

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学生在工厂中学习操作机器

张謇深刻认识到实践对学问的补位价值，提出“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并通过硬件建设与制度设计，将实践贯穿教育全过程。为便利学生实习，张謇针对不同学科特性配套建设实习设施：在垦牧乡海复镇设立第二附属小学，为纺织学校设置纺、织、染色、金工、营业部等实习场所；农校初建时即设农场，后逐步增设堆肥制造所、果树园、畜牧场、菜园、家畜实验场、苗圃；医校附设医院作为临床实验基地；商校在校内设置“实践室”，要求学生“在实践室之内，当锻炼一种耐烦劳之习惯”，尤为典型的是银行专修学校，其开办“银行实践室”，模拟设立四家银行，并配套保险公司、轮船公司、电报局、邮电局等辅助机关，实现银行形式与器用设备的完整复刻。通过让学生分别模拟商人、公司职员、银行职员等角色轮流操作，仅两个月便达成“簿记迅速，珠算熟”的实践效果，直观体现“学以致用”的教育目标。

张謇深知“非经实验，良难逆料”，将实习教学纳入学校章程以确保落地。如师范学校毕业前必须到附属小学实习，“凡毕业我师范学校者，最终一学期，必就附属小学实习教育”。《南通商业学校定章》也明确规定：“凡毕业学生、春季实习及旅行参观实业发达区域工厂、公司、学校等以资借鉴：该费于开学时须先缴清，方准入校投课。”这种制度设计使实践不再是教育的“附加项”，而成为人才培养的必要环节，凸显其“专门教育以实践为主要”的办学理念。

交通大学实习机械设备

唐文治针对工科教育特性，清晰认识到实验与实习对于工科教育的重要性，即便在经费拮据的困境中，仍优先保障实践教学投入，构建起规范、系统的工科实践教育模式。为满足工科教学需求，唐文治挤出经费先后建成铁道测量仪器室、金工厂、木工厂和电机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专业实验与实习场所。同时，他将实验和实习正式列入各专科正课，明确其“教学正常环节与重要内容”的定位，并从1909年起设置毕业实习，规定举凡每门相关课程的教学实习，要求学生必须首先掌握该门课程内容的基础原理，经过考试过关之后，才能参加该门课程的实验、实习。

唐文治将这种结合书本知识的实践练习细化为三个递进步骤：第一步，学生依据课程理论知识，按实习或实验要求拟出准备报告，经教师审查批准后方可进入实习场所或实验厂室进行实践。第二步，在教师指导下，先由教师进行示范操作，学生再动手依样操作；过程中学生必须详细记录有关数据，经教师核对无误方可通过。第三步，实验或实习完成后，当天提交报告，要求内容正确、条理清晰、字迹工整。这种流程化设计既保障了实践质量，又培养了学生严谨的学术态度。

根据课程需求，唐文治将实习分为校内与校外两类：校内实习依托校内实验设施，结合教学进度开展实操训练；校外实习则依据专科特性匹配场景，如铁路专科学生参与铺设路轨的实地测量，航海专科学生登上船舰练习操作，电机专科学生赴外地工厂现场考察。这种“内外协同”的实践模式，使学生直接掌握实业建设的实操能力，最终实现“求实学”“务实业”的办学目标。

四、德育为先：“德行根基”与“精神铸魂”

张謇作为实业教育的开拓者，唐文治作为工科教育的奠基人，张謇注重锤炼学生的“德行根基”，强调道德与实业需求的结合；唐文治则侧重对学生的“精神铸魂”，凸显道德在人格塑造中的核心地位。

张謇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一贯秉持高度重视的态度，他将“学习做人”视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明确提出“德行必兼艺而重，而艺尤非德行不行”，认为只有德行良好者，才能为社会发展做出切实贡献。在他看来，教育是多维度的系统工程：“教育事业，课程是一事，管理又是一事；学问是一事，道德又是一事；其间消息关联，正须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功夫”，而在诸多维度中，道德的优先级远高于学术。他进一步指出，有学识而无道德者无法立足于社会，学识稍次但有道德者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价值，因此道德培养在各类教育中均需置于核心位置，在实业教育领域尤为如此。为将这一理念落地，张謇在起草“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章程”时，明确将教育方针分为三项：“一、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学生高尚之人格。二、注重学生身体之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三、教授河海工程上必需之学理技术，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清晰体现出德、体、智并重的职业教育主张。1913年，他在银行专修科演说中更直接提出“首重道德，次则学术”的排序，并补充说明：“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若缺乏道德支撑，“学术虽精，必不能信用于人”。这些“道德首位”的思想极具时代价值，他始终鼓励学生追求德才兼备，坚信“如自度道德学术，俱属优美，又何患其学之无所用哉？”

1915年3月15日张謇参加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开校典礼（第一排左10为张謇）

张謇道德教育的内容核心，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与活化，具体可概括为三个维度。其一为爱国主义教育，在近代中国面临列强威胁的背景下，爱国主义成为他道德教育的永恒主题。他结合国情向学生强调“知国耻、雪国耻”的重要性，常以形势教育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反问学生：“以我中国黄帝尧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处人下，至有以奴隶目我者，诸君以为可耻否乎？”并指出“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希望学生“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肯理会、肯担当、自然不惮繁琐，不逞意气，成己成物，一以贯之”，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发奋求学的动力。其二为倡导坚苦自立，张謇对师范生强调：“是须诸生心知其意，以义务为实行，不以功德为口号，而基础从能俭起”，并进一步阐释“俭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认为节俭是坚守原则、建立信用、成为有用之才的根基。

唐文治校长为交通大学拟的“勤、俭、敬、信”校训

唐文治作词，沈心工作曲的早期校歌

他为农校书写“勤苦俭朴”的校训，为其他学校拟定“勤俭温和”“勤俭行之以恕”等校训。他自身亦身体力行，“平时走路，看见一个钉，一块板，都捡起来聚在一起，等到相当的时候去应用它”，并谆谆告诫学生：“诸生听吾言，若能切实做将去，诸生之名誉在此，生计在此，予之希望诸生以图应用于社会者亦在此。诸生勉之！”其三为传承诚实笃信，张謇教育学生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重然诺、守信用，他说：“修身之道，固多端也，即就不说谎不骗人做去亦可矣。至于今日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之事，均为社会之恶习。欲得一不说谎、不骗人者难矣。诸生虽不能强人以善，切不可随之而不善。国虽万变，要不失为我之地位”，并劝勉学生“勉循职分，保全信用，行之以谨，持之以恒，自得社会之欢迎”。1913年视察银行专修学校时，他更针对行业特性指出：“中国商人之道德，素不讲求，信用堕落、弊窦丛生，破产停业，层见迭出。况银行员日与金钱为缘，更非有优美之道德，不足以恢宏信用，扩张营业”，要求学生坚守诚实笃信的准则。从这些实践可见，张謇重“德行”的思想内涵深刻丰富，在他看来，传统美德不仅是个人修身的准则，更是近代生产力对人才素质的核心要求，若人人都成为有高尚人格者，“即亡亦必能复兴”，国家便有了发展的希望。

与张謇注重“德行根基”的务实取向异曲同工，唐文治在办学过程中更侧重对学生的“精神铸魂”。他秉承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将道德教育深度融入教学全过程，甚至将其置于科学教育之上。为阐释道德的核心地位，他提出著名的“基础与屋宇”比喻：“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彼淹贯科学，当世宁无其人？然或忘身殉利，一旦名誉扫地，譬诸基础未筑，则屋宇垣墉势必为风雨飘摇而不久固。如此者，则由道德之不明也”，这一观点在其“呈重订章程和宗旨”中再次强调：“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精辟地道出道德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根本性意义。在教育实践中，他认为无论是教学还是学生管理，都需“参酌情形，严定章程，以道德端其模范，以法律束其身心”，唯有如此，学生才能树立上进之志，成长为兼具学识与品德的通才。他再三告诫学生：“凡人求学，所以学人也，若求学者而不修道德，虽博学多能何益”，明确指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若品行不佳，即便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对国家社会也无益处，不过是为一己私利的“饭碗教育”，甚至可能危害社会，不如不去培养。

1913年唐文治拟写的《拟国歌》

唐文治的“国文”以经学为主，尊崇经学的根本目的是“正人心、救民命”，实际上也就是以道德教育为基。他的道德教育的内容，以传统文化资源为核心，着重围绕致良知、立诚信、辨是非、养气节四个维度展开。他推崇宋明理学，对王守仁“致良知”学说尤为认同，在道德教育中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良知，并以“知行合一”为准则，推动良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唐文治在1912年所著《学生格》中，系统阐述了学生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包括守诚、有恒、有耻、尚志、爱敬、尊师、公德、勤俭等方面，形成了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适应性的道德教育内容体系。

唐文治著作《人格》

他认为学生在校修业的首要任务是“立诚”，人格养成亦始于“诚”，因此“今为我学生开宗明义先讲一‘诚’字，以为身心性命之根本”，将“诚”作为学生身心修养的核心根基。辨明是非在其道德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他认为国家兴废取决于民心，而民心的关键在于是非之心的存亡，“若是非之心不存，天下必大乱，国家必消亡”。在近代民族危亡之际，他特别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气节教育，常向学生介绍古代志士的爱国言行，尤其推崇岳飞、文天祥的诗文与英雄气概，以历史人物的气节感染学生。

1910年唐文治与铁路专科毕业班师生合影

五、资源利用：“实业支撑”与“品牌引领”

在近代中国教育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张謇与唐文治分别以“实业反哺教育”与“教育引领实业”为核心路径，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教育实践模式。他们在致力于推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在教育资源获取逻辑方式及成效风险上具有不同侧重点，深刻反映了“状元实业家”与“专业教育家”的角色特质对教育实践的影响。

作为“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教育实践以“实业积累支撑教育投入”为核心路径，大生纱厂、垦牧公司等实业企业的利润，成为南通教育体系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形成“实业赚钱养教育”的闭环循环格局。为保障教育投入的稳定性，张謇早在1907年便确立“大生纱厂利润抽十四分之一办教育”的刚性制度，将实业与教育的资金关联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除企业利润外，张謇还将个人从实业中获得的收益大量投入学校建设与发展。张謇个人投入南通教育、慈善与公益事业的钱款达150余万，且为此负债80余万，总计约240万，其“以实业养教育”的实践并非空谈，而是以个人财富与信用为支撑的实际行动。在张謇的认知中，实业利润并非终极追求目标，企业赢利只是发展教育的资金载体与实现手段，这种路径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快速集聚资金，搭建起覆盖初、中、高各层次的教育框架，短期内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缺陷——教育发展高度依赖实业经营状况，一旦实业陷入困境，教育投入便会受直接影响。1922年后，棉纺织业陷入行业萧条，大生纱厂出现严重亏损，直接导致对教育的投入大幅锐减，1923年张謇在股东会上坦言：“地方教育、慈善经费久恃实业挹注，今实业困敝，来源告竭”，正是这一风险的现实体现。

与张謇不同，作为专业教育家的唐文治，其教育实践以“提升教育质量吸引资源”为主要路径。他并非依赖自身创办实业获取资金，而是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延聘行业名师、强化实践教学等方式，将交通大学打造成全国知名的工科强校，凭借优质教育品牌获得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等外部资源，形成“教育品牌吸引资源”的发展模式。这种路径更注重教育本身的内生动力，通过提升教育质量与社会声誉，长期保障教育资源的稳定供给，但前期资源积累速度较慢，需依赖社会对教育价值的共识形成。交通大学自创办以来，办学经费主要依赖商部、邮传部等政府机构的官方拨款和盛宣怀所掌控的官办企业捐款，然而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陷入南北分裂局面，身属清邮传部管辖却地处东南上海的该校，瞬间面临经费断炊的困境——“招商局、广九局和邮传部拨款全部中止，只有沪宁局每月4000两的经费照拨未断”，学校运营陷入“待哺嗷嗷”的危机。为渡过难关，唐文治率领全校师生采取“节流+开源”的双重策略：一方面尽力减少学校正常支出，压缩非必要经费；另一方面积极增辟经费来源渠道，1912年春他偕庶务长陆勤之亲赴北京，向新成立的北洋政府交通部力陈学校不可停办的理由。正是得益于交通大学此前积累的办学实绩与良好声誉，交通部最终允许学校“提用从前存款”，缓解了经费压力；同时，学校通过道义上支持上海军政府成立，建立良好社会关系，获得军政府“协助银1万两”的资助。在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多数学校“多有因而停办者”的背景下，唐文治凭借教育品牌的影响力与资源整合能力，确保学校“并未一日辍课”，充分体现出“教育引领资源”路径的韧性。

交通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多次因教育品牌优势获得外部支持，张謇对该校的援助便是典型例证。1911年3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下令将唐文治所督学堂改为商船学校，并要求原设铁路、电机两科移往唐山办学，这一决定将导致学校核心学科拆分，办学根基动摇。正当唐文治与全校教职人员一筹莫展之际，张謇主动伸出援手，不仅捐出上海吴淞口渔业公司地基供邮传部办理新商船学校，还首批拨付6万元用于兴建校舍、码头与实习设施。新商船学校创办后，交通大学原有的路、电两科得以继续留驻上海办学，成功化解了被拆分的危机。而张謇的援助，本质上是对交通大学工科教育品牌的认可。此外，学校图书馆的建设更是“教育品牌吸引资源”的生动案例：1917年，唐文治借助南洋公学暨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建校20周年的契机，向外劝募资金建设图书馆。由于学校此前在工科教育领域的卓越表现已形成广泛社会认可，此次劝募得到政府要员、工商巨子及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仅用不到1年便募集捐款5万余元，加之交通部拨助的3万余元经费，图书馆顺利建成。从这一系列实践可见，唐文治的教育资源利用路径，虽无直接实业利润支撑，却能通过塑造优质教育品牌，持续吸引外部资源，形成教育与资源的良性互动，这种模式虽前期见效慢，但资源来源更趋多元，受单一行业波动影响较小，能为教育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保障。

总而言之，张謇与唐文治兼持“教育教国”、“教育强国”的卓越理念，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非凡的教育情怀和辉煌的教育业绩，值得我们不断发扬光大。在以教育强国为支撑点的现代化新征程中，我们将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养分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