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1880～1934)，原名家修。1907年，史家修参加江浙两省绅商的拒款保路运动，在张謇支持下成为江苏铁路公司的一名常务董事。有一次，张謇在赵凤昌的惜阴堂议事，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器重史家修，张謇回答说：“我是量才录用。”史家修听说后从此就改名为史量才。

位于上海松江泗泾镇的史量才故居“明德堂”。2000年6月，史量才故居被列为松江区文物保护单位、松江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为史量才故居纪念馆。

《申报》自1872年4月20日创刊至1949年5月27日停刊，是这一时期发行时间较长、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份报纸。《申报》由外商创办，国人推进发展，兼顾西方的市场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张謇曾为《申报》书写过“申报”两字用作报头，又与史量才、应德闳等入股《申报》以示支持。《申报》馆新屋落成，张謇致词祝贺；《申报》50周年华诞，张謇又撰文纪念。反之，《申报》则大量登载张謇的函电、言论、诗文，广泛报道他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并积极宣传、呼应其政治主张。

1 张謇与《申报》的渊源

从《张謇全集》可知，早在1884年前后，张謇和《申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谓互相“关注”由来已久。1884年《申报》刊载的《朱曼君、张叔俨、张季直致袁世凯书》是张謇于清光绪十年五月十一日（1884年6月4日）偕朱曼君、张詧发给袁世凯的函电。[1]20此时的张謇仅是淮系将领吴长庆名下的一个名气不大的幕僚，而《申报》作为一份商业报纸，在美查（Ernest Major）的经营下贯彻“牟利而不忘义”的主张，在上海已声名鹊起。《申报》之所以刊载张謇的函电，是因为在这之前张謇和《申报》相互关注已久。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派遣吴长庆等人前去平息兵变，张謇随军赴朝，袁世凯于此次平变中立下大功。《申报》作为一份新闻报，对时局自然十分关注，多次报道朝鲜内乱。直到1884年，在张謇《致吴兆有函》中依旧提到有关《申报》刊载朝鲜内乱的消息：“敬承治军贤劳，以为跂颂。顷《申报》载十月十七十八日朝鲜复有内乱……观超武、扬威援台之船，调赴高丽，亦可少见日之所以为法，盖即如此，非如《申报》所谓缓北圻之救也。”[1]24所以张謇等人的函电也引起了《申报》编辑的注意。据严明瑗的研究统计资料，“1879年至1926年，《申报》题目出现张謇名字的就有数百篇，内容涉及张謇的有近4 000篇……”可见《申报》自1879年就开始关注张謇的相关动态。同样，张謇也重视《申报》的信息，在与友人的函电中多次提到《申报》。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謇在日记中提到：“十一月二十日，见《申报》，董紫珊论河防有云‘疏沙机器船，小号方三四丈者，马力四十匹……’”284虞和平也指出：“（张謇）似乎没读过什么其他西书，甚至连早期维新思想先驱（如魏源、冯桂芬、王韬等）的著作也较少涉猎，顶多也只是偶尔看看上海出的《申报》而已。”可见张謇和《申报》之间的“互动”早已开始。这也为此后张謇介入《申报》埋下了伏笔。

2 张謇参股《申报》的原因

张謇关注《申报》，不仅是因为《申报》本身办得好，还与他的经历和需求有关，主要原因有：

1)亟需获知朝政动态。1894年，张謇状元及第，但是他没有选择入朝为官，而是选择“棉铁主义”“实业救国”。张謇曾致信沈子培谈论做官之事，其中说道：“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可见，张謇已经将“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的官不官问题抛诸九霄云外。但是张謇一直接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骨子里依旧想着“兼济苍生”，做不做官可能不重要，但是作为一个书生，关注朝廷朝政是他不可改变的使命。通过报刊的舆论信息知晓朝堂之事，成为张謇重视和介入《申报》的原因之一。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謇在《上黄体芳书》中写到：“子培、叔衡、仲弢，别后都无一字见寄，但凭《申报》以推见近政而已。”在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张謇“在野”，他获取朝中的政事信息依靠的就是与“在朝”好友之间的函电往来以及《申报》上刊载的相关信息。当其“在朝”好友一字未寄时，张謇只能通过《申报》略窥政事一二。清末民初，朝迁市变，八方风雨，就算身居要职的官员也很难了解社会全貌。正如民国二年（1913年）张謇在《复赵凤昌函》中所言“头易眩，近日不看报，不知外间如何。”可见，报纸成了张謇这段时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2)重视报刊舆论导向。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见是日《中外日报》说南京议宪法，不知伊谁漏言，报即滥载，徒使政府疑沮，无益于事。”“通意于各报馆，使无徒为败事之言。”张謇重视言论，但他希望国家稳定，不能因为报纸言论而使得民众不信任政府，社会充斥猜疑，于是他发现报纸上大肆宣传使得人言可畏之时，就马上联络各大报馆，及时制止舆论的发酵。张謇直接介入《申报》可从1906年算起，这与席子佩大有关系。“1906年，席裕福（席子佩）等人抱着‘印刷事业关系全国文化巨甚’的追求，联合沪上名流，发起组建中国图书公司，聘‘状元实业家’张謇为董事长，沈信卿为编辑所长，借重他们的地位和声望，扩大公司影响。”在张謇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八日，图书公司议事。”“九月十日，图书公司开股东会，众仍公推少卿，不允辞。”席子佩想借助张謇的地位和声望来创办中国图书公司，张謇重视报刊言论，想要借报刊宣传其立宪主张，这就使得张謇介入《申报》顺理成章。张謇重视报刊言论，并不仅体现于介入《申报》这一件事上，20世纪初，张謇也参与创办了一些地方报刊，如：《预备立宪公报》（1908年）、《星报》（1907年）、《通报》（1912年）、《通海新报》（1913年）、《南通新报》（1918年）、《公园日报》（1919年）、《南通报》（1919年）等。虽然相对于《申报》出刊77年的历史来说，张謇创办的其他报刊存世时间过短，但不可否认，这些报刊的创办反映了张謇对舆论的高度重视。

3)信奉立言办事。张謇不仅重视舆论的走向，还要借舆论“立言办事”。剖析张謇弃官下海的原因，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张謇重视言论的缘由。清宣统三年（1911年），张謇在《致袁世凯电》中谈及其弃官下海的原因：“自庚子祸作迄于事定，前后赔款几及千兆，海内沸腾，怨叹雷动。謇时奔走江鄂，条陈礼害，须亟改革政体，未获采陈，乃专意于实业、教育二事，迭有陈说，十不行者五六。”意见不被采纳是张謇投身实业的原因之一。民国初年，南京政府成立，孙中山请张謇担任实业部长，但是就汉冶萍与日人合办一事，致函劝说孙中山不可合作，孙中山没有采纳，于是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张謇发出《辞实业部长电》：“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谨自核辞职。”对于张謇来说，当不当官无足轻重，主要是能不能做出实事，在其位谋其职，如果其位只是一个虚职，或者无其权，那么不做官也罢。张謇深知言论的重要性，借报刊立言，不仅可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可使其观点政见得到大范围的传播。清宣统三年（1911年），张謇在《江苏咨议局致各省咨议局电》的末尾加了一个附录：“致各报馆函：敝局致各省咨议局电稿，请登大报。借助外兵，其害必至亡国。此电不独警告政府，亦将使武汉一方深维斯义。用请登报公布。”张謇知道舆论的威力之大，因此每逢大事，多会特意嘱咐登报。

4)防止官方钳制舆论。席子佩接办《申报》后，因资金、设备和技术困难，在出版发行上屡屡受阻，加上《新闻报》的竞争，《申报》日益不济。时值“1908年8月间，外务部指使上海道台蔡乃煌收买汪康年的《中外日报》。”于是蔡乃煌乘机又与席子佩进行谈判，要求以个人名义参股。席子佩财力不济，同意将一半的股份让与蔡乃煌，实行官商合办。蔡乃煌（1859—1916年），字伯浩，广东番禺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举人，1896年任湖南试用道，1908年任上海道台。关于蔡乃煌收买《申报》一事，据章士钊所说：“清末苏松泰道蔡乃煌，为取佞两江总督端方，而在沪为之兼营谍报，‘从而献计，用公库银八万两收买申报，管制舆论’……”蔡乃煌为了功名利禄，在席子佩接管《申报》期间收买《申报》。1909年，张謇、赵凤昌等人成立了江苏省咨议局，提议“革除官营商报”，要求《申报》等停止“官冒商办”，同时清算借款。张謇重视舆论，反对官府管控或钳制舆论，为迫使蔡乃煌退出而介入《申报》。

3 张謇退资《申报》的缘由

1914—1916年，张謇逐步退出《申报》与他当时所处的政局态势、个人的经济状况及与史量才的人际交往等有关，主要原因有：

1)时局动荡，政途失意，意欲隐退。张謇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的《致袁世凯电》中就提到：“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后便组起了“第一名流内阁”，意在笼络各方面的人才，但是“名流内阁”名存实亡，1914年2月就倒台了，以张謇的脾气自然也要离去。但由于“1914年1月，他以全国水利局总裁的身份，和美国红十字会签订了导淮借款两千万美元的合同，如果他辞职，这项合同也就中止了。其他的努力，也就半途而废，他的心血将白白流掉，那是他最痛心的事，他继续在农商总长的位子上扎扎实实地做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事。”张謇无意做官，可为了“实业救国”，即使在“名流内阁”倒台之后，他依旧坚守在农业总长的位置之上。然而，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暴露，张謇看到帝制派已经蠢蠢欲动，局势无法挽回，自1914年10月起就开始向袁世凯请假。“外间乱世，不久终要发生，我所处大不易，昨日幸而来通。接京电不允辞局职，今日来得及再辞。”此后多次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的野心使得早已居其位而无其权办实事的张謇选择了辞官，但他不计个人得失、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情怀仍然令人敬佩。

2)投身实业，诸事掺杂，资金困顿。张謇虽坚持“棉铁主义”，大兴实业，但是其本身并不富有，尤其是在民初“这时候秩序扰乱，金融恐慌，需款的用途极多，筹款的方式极少，在最初最迫急的当儿，连几十万都难以应手，待用急于星火，筹款虽然难于登天……”百废待兴，即使是倡导实业起家的张謇，在各项亟待振兴的事业面前，也遭遇了困境，拿不出钱。到了1917年，张謇在给家中的函电中也写到“寄回上半年借债所收之垦牧股票五千元折据五件，望令账房登记入册，折据收好。自今年起，三年内垦牧所收花息，全须还债，不足者别业设法凑足之……”张謇为了各项事业外债累累，往后3年垦牧公司所得股息须全用之于还债。(1)张謇出资接办《申报》的资金来源。张謇在其日记中记载：“宣统元年（1909年），大生正厂股东常会，半年余利银十五万两。八月七日，大生分厂股东常会，半年余利四万余。”可见即使是张謇所办实业中最主要的大生集团，半年盈利不过二十万两，当时从席子佩处转接《申报》就需12万银元，占大生集团半年盈利的五分之三。1912年3月份，时逢江皖灾民待赈，张謇不得不到处募款；到了1912年5月份左右，身为中国公学董事的张謇，几经发电，呈请财务部拨充经费；到了1912年6月，张謇在给其三哥张詧的信件中提到：“办了申报……拟先将沙滩卖去二三千亩（作二十圆一亩），最好今冬明春先卖千亩，余陆续卖，如此方能转气。”此时的张謇又因要为南通州募债筑楗而向葛雷夫借款。借款中提到：“以二十年为清偿之期，自交款之日起，扣足二年还利，以后分十八年匀摊还本递减还息，至二十年本利清还。”可见，张謇借葛雷夫之款，就需分20年偿还，为了筹集《申报》所需的12万银元的资金，只能卖出千亩沙滩。张謇名为实业家，实则无大钱，但却将大笔资金投入实业之中。

(2)席子佩“冠名权”之争。民国四年（1915年），《公论西报》的主笔李治因言论被驻沪英廷代表律师指为叛逆，控诸法庭。几经周折，律师费需1500元，因此向张謇求助。张謇听闻，竭力帮助，甚至挪款济用。而1915年底，席子佩向上海公租界法院控告，以“违约背信”和“申报招牌款未付”为由控告史量才，言两者的合同只是售出申报馆，而没有售出《申报》这个招牌，致使史量才最终被判赔偿24.5万两银。此时作为《申报》最大股东的张謇在与友人赵凤昌的信件中却直言：“弟《申报》股顷已出脱，不如去之为净。”同样是报界官司，更何况《申报》还是张謇一手支持的，为何一个“帮”，一个“弃”？考察张謇该年的活动和自白，或能了解一二。张謇重实业，有兼济天下之心，因此钱财全用于各项事业，本身无积蓄。1915年4月，张謇因导淮计划的筹款焦灼万分，又逢江北水患，灾民待赈，四处募捐，而筹款尤难。致使张謇在与友人周自齐的函件中总结他自任职以来，“内不过条例，外不过验场，世事多艰，经济支绌，未能更有所图。”1915年7月，张謇在与友人信件中谈及每月需300余元的医药费，认为此笔支出“为数颇巨”，其好友之子王玉前来借银40元，张謇也要仔细询问其借钱的用处，并告诫其“戒勿浪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张謇而言，此前各项项目借款颇多，此间又诸事缠杂，样样都需经费，而筹款又颇是不易。李治一案，张謇因“念其内向之忱，且此案又出于义愤，未便漠视。”而“冠名权之争”，张謇则言“《申报》脱卸最善。”李治一案涉及国荣民誉，且涉及金额尚小，可尽力一助。而史量才与席子佩一争，则是国人之间的民事官司，金额又大，张謇自然不愿出“冤枉钱”。1500百元，张謇尚且需挪款济用，24.5万两银，于史量才是飞来横祸，于张謇亦是有心无力，于是张謇等人再三权衡，弃而退出。

3)政见不一，矛盾始现。这方面主要体现在：

(1)张謇与史量才的关系。史量才之所以能接管《申报》，重要原因在于张謇等立宪派的支持，这就涉及两人之间的关系。提到张、史两人的相识，就不得不提到《时报》。《时报》创刊于1904年，是康有为、梁启超在国内办的第一家机关报。庞荣棣曾指出：“《时报》对史量才走上报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经理狄平子对他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启发。”狄平子重视各方的意见，其报馆常常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读者，为此，狄平子专门在《时报》馆楼上开辟了“息楼”，用以供各方宾客海谈，史量才于此认识了张謇等人。史量才原名史家修，后得到张謇的器重，因张謇所说“量才录用”而改名史量才。在包天笑（《时报》的老编辑）的回忆中说道：“史量才办事有决断，各方咸器重，张謇尤为倚重。史量才有今日，固由其才气志气之足以自展，张四（謇）之功不可磨灭。”张謇等立宪派对史量才的影响，目前的学界大多有相同的看法，如，鲍计国提到：“史量才的政治观点、办报思想深受梁启超、张謇、章太炎的影响……”沈晓静指出：“在经营理念方面史量才也受到了包括张謇在内的民族资本家们实业救国的深刻影响。‘实业总长’张謇的提携使得史量才迅速进入实业资本家的圈子，通过加入立宪派兴办实业，参与政事的活动，史量才彻底成为一个具有市场头脑的经营人才。”史量才于“息楼”结识张謇等人，然后得到张謇的赏识，但是办报过程中两人的政见不一，矛盾始现。又或者是说，两人的根本立场从开始就不一致，若论私交，则志趣相投。二者想要救亡图存的民族心是明确的，但面对国家的命运何去何从时，各自选择的道路不一致，这就开始出现了分化。

(2)史量才和张謇的分歧在对待袁世凯问题上格外显著。张謇十分重视时局动向，报纸是其获取最新动态的来源之一，在其日记和函电中，多次提到“报载”两字。自席子佩接管《申报》以后，经营不佳，每况愈下，便意欲转让。因中国图书公司和席子佩结缘的张謇，一得到消息，就立马筹措资金，物色人才。张謇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致赵凤昌》函电中，就接办报事询问赵凤昌的意见：“唯其所任之报聘团事务所，须有替人。严、黄二君，孰宜孰否，祈公与莼兄记之。”张謇一开始物色的人选并非史量才，而是章士钊。但是章行严（章士钊）因忙于主持《民立报》没有和张謇合作，于是张謇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史量才。同年，在张謇日记中，曾两次提到史量才：“十月二十九日，有意见书，先付史量才君代印”，“十二月六日，属史量才以筹还借款事。”由此可见，自1911年中旬起，史量才已然开始协助张謇办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的立场就全然相似。宋军就史量才接办《申报》曾有论述：“史量才在辛亥革命之前就与张謇、赵风昌等有交往。对张謇到袁世凯那里做官并不赞同，但看到他现在既然已经离开北京政府，而且为了对付政治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干涉，感到张謇、赵风昌等有资本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于是他欣然同意筹组接办《申报》。”这一段比较详细了交代了张謇挑选史量才的原因，并说明了史量才与张謇的直接分歧在于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正如前面所说，袁世凯为了笼络各方人才，组建起“第一名流内阁”，张謇任农商总长，而史量才不相信袁世凯，从一开始就不认同袁世凯，对张謇去袁世凯那里做官更是不满。到了1915年，梁启超发表《异者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申报》于1915年9月中旬予以全文连载，其中指出：“当此国体问题纷扰之际，有心国事者，不能不读其文，俾恍然于今日之中国，因不起无谓之纷争，以自趋于灭亡。”恰逢席子佩和史量才因“冠名权”而打官司，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招揽报纸为其鼓吹发声，《申报》便是首选对象。袁世凯派人前往上海，行贿报界，而史量才不为所动，起草了《本馆启事》揭露行贿之事：“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史量才与袁世凯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立场矛盾影响了张謇与史量才的关系。

(3)张謇不喜《申报》受洋人庇护。张孝若曾回忆：“我父一生思想事业，富于创立的个性，但是取法欧美的地方很多，和外人交流往还，也很高兴。唯独不愿意居住在租界或是在租界范围以内购置产业。我父认为托庇外人势力，是一件极可耻屈辱的事。”

然而，史量才接手《申报》以来，为了不受干扰，不得不挂德国旗，而作为民族实业家，一心为民族振兴的张謇来说，这无疑会不满。此外，张謇极具爱国情怀，对于外人无礼之事耿耿于怀，他的日记中多次记载到外人欺压国人之事，如：“四月六日，仍由大村而旋，途中闻德人泊舟东连、西连，颇有虐待居民之事。”此为张謇听闻德人虐待国民之事，“四月十一日，晤委查德人强占海州东连岛之道员秦炳礼……”

注释从略。来源：李青，张謇与《申报》关系论析，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21(04)